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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政策的体系特征问题及建议 　　本文基于数量统计法设计政策测量方法，利用测量数量量化分析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政策体系演进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直到1992年我国才出现以企业为直接政策客体的技术创新政策；经过30多年渐进式政策演进，我国已基本构建成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企业创新政策体系，但还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制定者间的利益博弈、政策及时性和连续性有待提高以及政策工具结构有待完善等方面。 　　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是指那些旨在促进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激励企业将新知识/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实现技术经济和商业价值的政策。 　　本文以我国促进企业创新政策库（1978―2014年）为基础，采用政策目标测量设计与定量分析方法，通过政策测量结果分析我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目标价值转变的演进特征，并对现行政策体系进行评估。 　　政策测量与研究设计 　　企业技术创新政策作为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载体，可以运用数量统计方法构建相关政策测量维度，并对每一测量维度进行政策测量和统计分析设计。为了能科学刻画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演变，特别是政策目标转换过程，本文采用政策数量统计法建立多维度、多层次测量框架，将政策等级、政策有效期等因素融入到测量体系中。 　　（一）政策测量原则 　　数量统计法将每一项企业创新政策视为一个单元，按以下原则设计测量规则，以达到科学规范测量政策的目的。 　　原则1：政策效力等级与政策类型等级、行政权力等级相一致。原则2：政策效力等级由政策制定部门中最高行政权力的等级决定。原则3：政策效力大小与参与制定部门的数量正相关。原则4：测量政策在某一特定目标上的政策效力时，越具体的政策，其政策效力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可以依据原则1、2和3分别测量具体政策的效力，但可能忽略政策间的关联性。原则4可以弥补这一可能的不足，即越具体的政策越能更直接发挥促进作用，在具体测量政策目标导向或内容时其得分越高。 　　（二）测量设计 　　1.政策效力的测量 　　本研究借鉴彭纪生等（2008）的政策测量思想设计政策效力量化标准。政策效力反映政策重要程度，因此，我国国家行政权力等级结构和政策形式可以作为其测量依据，政策制定者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策效力的大小，政策制定者数量越多说明对该政策越重视，政策执行协同性越好。据此确定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力赋值标准（如表1）。 　　2.政策目标导向和政策工具的测量 　　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形成有其规律性，只有在一定条件下企业才会选择技术创新。政府应该从增强企业创新源、提高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完善企业创新过程四个方面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根据市场失灵和系统失效所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确定政策重点和政策工具组合。政府制定旨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目标应包括任务、创新能力、创新动力和创新基础条件四个方面，这些政策目标对应的主要政策工具如表2所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企业家精神指标没有给出评分标准，主要原因为在我国企业创新政策文本中未发现有提及企业家精神的具体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企业家精神被忽视是现有政策的不足，因为企业家精神及其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政策统计方法设计 　　首先，对每一项创新政策依据上述评分标准进行评分，然后，计算年度政策效力和年度政策工具得分。本年度各项指标值等于年内出台政策的各项政策指标值总和。 　　接着，分别计算各政策目标导向每年总得分，即每个政策目标导向对应的政策工具年度得分算术平均数。因为所有当年有效的政策仍发挥实际作用，政策效力和政策工具年度累计得分应该分别等于上一年度累计得分和本年度得分之和。 　　由于我国1978年以前没有以企业为直接政策客体的创新政策，只有政府以计划形式布置给企业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任务的政策内容，这些政策对现代企业创新的影响非常小。因此，本文在测量各指标值时未考虑1978年前的相关政策。 　　我国企业创新政策体系的阶段性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创新政策与时俱进，政策目标更加符合国情，政策工具越来越丰富，政策体系越来越完善。 　　（一）以渐进式方式实现了政策目标从提升特定领域技术水平向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企业只是国民经济生产单位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只是国家计划的执行部门。事实上，直到1992年，诸多理论认识仍然很模糊，这导致创新政策表述模棱两可，多数创新政策措施具有“双轨制”特征。这一阶段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政策多以“计划”或“规划”出现，如科技资助或产业技术支持政策、为科技创新构建好环境的相关政策，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还不包括企业，提高特定领域或特定产业技术水平是这一阶段创新政策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