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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问题及其功能的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最核心的概念，对于叙述者的区分和研究是理解叙事作品的关键。叙述者在小说中主要起着结构与功能两方面的作用。对于叙述者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理清叙述者与作者、作品人物、读者、形式和内容等诸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此把握叙述者的功能与作用。本文从对《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分析入手，探讨叙述者的特征与其功能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叙述者；叙述者功能；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叙述者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8-0035-09 　　赖骞宇(1964-)，女，文学博士，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刘济红(1978-)，女，南昌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江西南昌 330029) 　　 　　一、叙述者问题 　　没有叙述者的小说是不存在，因为小说不可能自我讲述。“无叙述者的叙事，无陈述行为的陈述纯属幻想”[1](P251)，“叙述者是任何小说、任何叙述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执行特殊使命的人物”[2](P1)。叙述者不等于作者。真实作者通常指现实世界中生活着的真实的、活生生的人，是文学作品的署名人、版权作者，是小说虚构世界的创建者。“对于叙事艺术来说，叙述者从来就不是作者，不论大家知道与否，叙述者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出来并被接受了的角色”[3]；叙述者也不仅仅是指故事讲述人，因为他不但可以使用不同的叙述方式讲述故事，他还从事着小说文本的编排和组织工作；叙述者也不等同于故事中的人物，一方面因为故事中的人物不能一边在底本中活动，一边又叙述自我，还编排、结构叙述文本，另一方面是在一些具体的叙述活动中，叙述者的智力与能力等常常可以超越叙事文本中的那些人物。叙述者是叙述的主体，即米克?巴尔所说的“表达出构成本文的语言符号的那个行为者”[4](P19)，托多罗夫所说的“所有创造小说的工作的代理人”[5](P71)。叙述者应该是语言的主体，一种功能，而“不是在构成本文的语言中表达其自身的个人”[4](P16)。这里所说的叙述者与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隐含的作者”、托多罗夫提出的“潜在作者”的概念既有重合的一面，又不完全相同。托多罗夫认为，叙述者与“潜在作者”既不相同也不能完全分开。他把公开出现在小说中的讲述人称为叙述者，而把一般情况下的讲述人叫做潜在作者[5](P71)。而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也不完全相同，不是现实中的存在物，而是在真实作者进行文学创作之际同时创造出来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替身。叙述者与“隐含的作者”的区别在于：隐含作者是文本意义的研究结果，叙述者则是文本意义的来源，是一个充满了艺术品质的行为主体。查特曼从符号学的角度，认为“隐含的作者和叙述者不同，他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没有声音，没有直接进行交流的工具。它是通过作品的整体设计、借助所有的声音、依靠它为了让我们理解而选用的一切手段无声地指导者我们”[6](P148)。隐含作者相对于真实作者而言，叙述者则是在叙述层面上提出来的概念。但他们都是小说中作者潜在的“替身”、作者的代言人，都是在叙述过程中通过叙述故事、人物或事件而建立起来的体现一定意识形态的主体。叙述者这一主体的存在建立在叙述行动上并分散在整个主体话语中，他叙述故事的整个过程就是构建自己主体形象的过程，而且这一主体并非客观存在，他的存在最终要取决于读者的阅读。叙述者主体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他的形式即是叙述行为，内容则是文本语境与读者的阅读活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文化意识。叙述者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能反映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叙述者“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联系，经常超越作者的控制。他往往强迫作者按一定方式创造他。作者，叙述的貌似万能的造物主，在他面前暴露出权力的边际，暴露出自己在历史进程中卑微的被动性。叙述者身份的变异，权力的强弱，所起作用的变化，他在叙述主体格局中的地位的迁移，可以是考察叙述者与整个文化构造之间关系的突破口”[2](P1)。 　　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作者的创造物，用罗兰?巴特的说法，是“纸上的生命”[7](P29) 。这个虚构的生命有时以人物形象出现，成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见证人、目击者，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有时以非人格化的公开形式出现在小说中，如《汤姆?琼斯》中那个不断与读者对话的叙述者；有时以非人格化的隐蔽形式藏在小说的“外面”，如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完全由人物之间的通信构成，读者几乎难以察觉叙述者的存在，但是如果留意，你还是可以在书信之间觉察到叙述者的痕迹。因为随着情势的变化，叙述者会在书信之间不时地向读者介绍信件的来龙去脉，以此把不同的人物所写的众多的书信组合起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