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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主体裁判权让渡问题的研究 　　摘要：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案件请示制度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人民陪审团均使审判主体的裁判权发生让渡。审判主体让渡裁判权的主要原因是，“定放两难”案件和信访案件的难裁判性、法官独立审判保障制度欠缺促使法官回避职业风险、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不强导致司法权威不足。为保证审理权与裁判权的一体化，需重构审判主体制度。为防止裁判权的层级让渡造成裁审分离，下级法院的审判权可以整体转移给上级法院。为克服裁判权的内部让渡，可以在二审程序中引入人民陪审团制度。 　　关键词：刑事审判主体；裁判权；人民陪审团；裁判权让渡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2-0054-05 　　我国法定的刑事审判主体有独任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此外，司法实践中案件请示，也使案件的实际审判主体变成上级法院的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河南法院系统近年来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引入了人民陪审团。如果我们能以一种全面而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法定的审判主体或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类审判主体，或许能对我们今后的司法改革有所启发。现就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关系对这些审判主体进行剖析。 　　一、刑事审判主体让渡裁判权的表现 　　（一）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处理――裁判权的内部让渡 　　学者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违背了司法独立原则，不符合司法亲历性，导致审理权与裁判权分离，使法庭审理流于形式。近年来，改革审委会的呼声甚高，但是“总体而言，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实质上的最终裁判组织的角色，始终没有受到削弱”。即使修改刑事诉讼法，亦难以改变这一格局。从法院内部观察，原因在于，审委会是法官的“保护伞”，是法官个体面临职业风险的“避风港”。以刑事法官的视角，他们也并不主张完全废除审委会制度。基于传统观念、政治体制、司法理念、诉讼制度、法院组织、法官素质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法院缺乏司法权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是经济落后地区，这一点表现得越突出。新刑诉法实施之前，作为刑事法官，面对一些存在证据瑕疵的疑难案件，面对几经发回重审又上诉的案件，面对存在激烈信访因素的案件，备受煎熬。定又不敢定，放又不敢放，真是“定放两难”。比如，在错案追究制和信访责任倒查制的双重压力之下，二审合议庭采用模糊化的、并非其本意的裁判方式――发回重审这一“避险”手段，将真正的裁判权主动让渡给审委会让审委会作出最终决定从而转移职业风险――这就是“裁判权的主动让渡”。这种享有审理权的审判主体主动让渡其裁判权的行为，在短期内难以消失。 　　在裁判权主动让渡的情况下，审委会仅以听取承办法官汇报的形式决定案件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庭审功能。有学者主张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可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此思路有一定道理，但是似有重复审理、浪费司法资源之嫌，还会使合议庭的审理失去意义，而且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裁判权的内部让渡。从诉讼法理看，审委会应当逐渐向直接行使审理权过渡，即为了审判权的统一而直接审理案件。但是即使如此，其仍然会面临目前合议庭面临的难题――案件难以裁判以及如何保障司法和谐。因此，审委会的诉讼化改革或者取消审委会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司法的权威。 　　（二）案件请示汇报制度――裁判权的层级让渡 　　长期以来，案件请示制度因违背了审判独立、直接言词原则，侵犯了被告人的上诉权、破坏了审级制度，与诉讼经济相悖，使案件的审理过程成为摆设而备受质疑。有人认为，案件请示的根源在于司法行政化运行模式、法官司法能力不强、法律条文的滞后。还有人提出了对案件请示制度进行诉讼化改造的改革路径。学者们质疑请示制度的理由，并不能有力解释二审法院将二审案件向更高一级法院请示的行为，因为在我国目前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下，二审案件再向上级法院请示，并不会损害当事人的审级利益。 　　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对请示案件进行个体分析、对请示制度的成因进行微观考察。案件管辖法院向上级法院汇报，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裁判，也不是他们不知道哪种裁判结果更符合法律规定。对于疑难复杂案件，每个法官完全可以依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认定事实、依据公正之心理解法律进行裁判，合议庭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现象。那么向上级汇报的原因必定在于担心独立裁判，会给其带来不利的影响。以二审案件请示为例，除了死刑案件以外，二审法院向更高一级法院请示的动机一般不会出于上级法院对其进行审判监督或绩效考核的担心。除了二审法院对极少数案件的法律适用确实存在疑问的情形外，如果裁判结果不会给其带来不利益，其一般亦无必要事先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二审法院向更高级别的法院汇报，多数是出于外在权力主体的压力、错案追究的压力或案件当事人的信访压力。因此，其汇报行为就是将本属于它自身的裁判权让渡给更有权威的上级法院行使，以减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