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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制度供给 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决定了统购统销是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寻找保证工业化资本积累的组织制度供给，成为建国后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主题，也是其不断加速前进的巨大驱动力。集体化组织形式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加速演进，使得工业化资本积累最终获得有力的组织制度供给而得以顺利实施。 关键词：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大众化；资本积累；农业集体化运动 建国后，中国农业领域实施了统购统销制度，农业集体化走过了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加速发展的历程。对于农业领域内发生的这些变化，如果我们从工业化视野进行透视就不难发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决定了统购统销是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寻找一个保证工业化资本积累的组织制度供给，是建国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主题，也是其不断加速前进的巨大驱动力。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工业化资本积累最终获得了有力的制度供给而顺利得以实施。基于此，本文从工业化资本积累制度供给的新维度来进行分析，以期推动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统购统销制度：工业化资本积累方式的制度供给 实现包括工业化在内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早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就以自己的高瞻远瞩描绘出未来美好蓝图。基于近代中国生产落后、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特别是没有新式工业而招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毛泽东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中国民族独立要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实现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提高到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他强调，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自己追求工业化的目标付诸实施。对于新中国而言，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迅速崛起的巨大成就、建国之初面临帝国主义扼杀新生政权而要求尽快完成工业化的强烈夙愿、重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基础性地位，这些都促使我党很快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的工业化之路。我党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中心是发展重工业。”不仅如此，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还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样，新中国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模式。 然而，对于这种模式而言，其实施的最大制约因素莫过于资金来源问题。一方面，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它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需要大量资金。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向中共中央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时就曾经指出：“投资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吸收了大量的资金，但不能很快生产出东西，将来生产出来的，大部分也不是消费品”。“一五”计划期间预备累计投入折合黄金7亿两。规模宏大的工业建设计划，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来配置资源，重工业显然无法优先得到自己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很容易落空。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之路中的资金来源问题是个巨大难题。 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工业化的资金和资源筹集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早期的西欧式的工业化道路，即通过对外掠夺殖民地来筹集工业化发展所需资金，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另一条是外部资金注入，如二战后的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然而，对于新中国而言，这两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她不可能像早期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来完成资本积累。二战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获得外部资金的步履维艰。冷战时期，美国操纵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经历二战浩劫的社会主义阵营忙于重建家园，给中国提供援助的也极为有限，这种援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又随着中苏关系交恶而中断。中国的工业化资本积累无法靠外部解决，只能立足于国内的自我积累。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而且结构极不合理。1949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而且多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修理厂(轮船、铁路等)和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矿山和工厂，残缺不全。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建国后虽然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不懈努力医治了战争创伤，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即使在1952年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的产值也仅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8％。这就说明仅靠有限的工业产业自我发展的内部积累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