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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的研究 　　[摘 要]2011年广东汕尾发生的乌坎事件成为研究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个案，时隔三年，乌坎村村民自治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新思考，在村“三资”管理矛盾突出的地区，如何建立基层民主自治的新机制，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基层自治；乌坎事件；机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5-0040-05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村土地、财务等利益问题导致的农村基层自治矛盾日益尖锐。2011年广东汕尾发生的乌坎村事件将农村隐藏的“三资”、基层自治等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呈现扩散和激化的态势。因而，探究农村基层自治存在的共同问题和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国内外对乌坎自治事件的研究 　　BBC、联合早报、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NHK、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对汕尾乌坎村事件呈现“一边倒”态度。如BBC将之与中国基层民主、人权、公平正义问题联系起来，日本学者指出，这一事件在中国民主选举制度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则将之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国外学者更愿意把这些案例与中国农村治理、权力结构转变联系起来，提出，以往中国农村政治建设都不民主，乌坎村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的开始。 　　国内关于农村基层自治的研究非常丰富，从期刊网搜索的结果来看，从1999年至今，涉及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期刊文章有万余篇，硕士、博士论文有110多篇，专著570余本。研究乌坎事件的文章200余篇，涵盖以下几个问题：1.对事件本身的讨论。如清华大学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撰写的调研论文《乌坎事件始末》（2012）；2.对事件意义探讨。在乌坎事件之后，国内有些媒体和记者将乌坎的自治选举称“乌坎模式”，甚至提升到小岗村改革的地位，高扬其积极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两个案例正践行了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并不是民主的大变革（李君如，汪洋，2012），乌坎的民主选举是依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并不如小岗村的改革，这只证明，乌坎以前的选举存在着走过场的问题，现在将原来写在纸上的民主落到了实处。3.自治中的群体性事件处理方法（邢子飞，2012）；4.事件中政府作用和职能定位（张铁，2011）；5.事件中的村民选举问题（熊伟，2012）；6.自治中村民组织的问题（胡英姿，2012）；7.土地征收、群众利益问题（迟福林，2012）；8.自治中的宗族、宗教问题（党国英，2013；侯豫新，2012）。 　　国内研究则肯定乌坎事件对于基层自治的现实意义，并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讨论，但就近十年来农村基层自治的新变化、新问题考察及问题根源的挖掘、对策研究十分薄弱。本文试图从乌坎村村民自治个案出发，就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近十年农村基层自治发生的新变化、新挑战 　　（一）自治主体的新变化对基层自治的新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十年，新生代精英群体由人才“外流”出现了部分“回流”现象。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一致，乌坎村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特别是精英外流的现象，年轻的、有文化、有能力的，大都出外求学、经商、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是“38”、“61”、“99”人群，造成农村年龄结构老化，结构不合理、优秀管理人选后继乏人。如乌坎事件中薛昌就连续担任“一把手”41年，而大批年青人流向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地区。据统计，在珠三角由乌坎人经营的时装店有300多家，年营业额达3亿多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一种水纹式、以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同心圆治理结构，当这部分精英离开家乡，就慢慢与同心圆疏离，远离乡村的治理结构。但近十年来，随着村土地、集体资产的不断升值，在利益的内驱下，这批精英人才中出现了部分“回流”现象，他们为争取个体或家族在村集体利益中的合法诉求而奔走，乌坎事件就是这种“回流”的典型体现。在乌坎事件中，站在最前锋的庄烈宏、杨色茂等为代表都是乌坎在外经商的80后生意人，因对乌坎村前二十年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满意，合法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从珠三角回到乌坎村参与权益的争取，并当选为乌坎村村委会成员。 　　（二）基层自治利益诉求的新变化对村民自治的新挑战 　　经济利益与民主政治的进展呈现“正相关”结构，经济因素对村民自治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全国基层民主的现状来看，在经济越发达的村，由于利益分配的内在驱动，使得民主的选举、决策和监督的程度要比经济不发达地区高得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冲突日益显性化。利益矛盾越尖锐的地区，产生的事件就越指向自治本身。广东各地的自治程度以及群体性事件与征地、拆迁、村“三资”管理、村务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