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docVIP

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阮齐林 一、立法的修订和评价 在公路交通日益发达的时代，交通肇事罪成为过失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犯罪。因此，刑事立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和处罚的修订，对司法实践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规定新增加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加重情节。这一加重情节的实质内容是交通肇事逃逸和遗弃致人死亡二项内容的结合。它将给交通肇事逃逸及相关情况的定罪处罚带来重大的变化。 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后果，与修订前刑法第113条规定的明显不同。修订前刑法第113条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未作专门规定。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虽然把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但是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如何处罚，只能按照刑法的一般原理来解决。通常取决于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心理态度。如果行为人对死亡结果不具有故意（通常为间接故意）的，仍按交通肇事罪一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具有故意的，（通常表现为明知被害人伤势严重，不予及时救助会死亡而放任不管）一般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罪。其根据是不作为犯罪的一般理论。即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因其先行行为而产生了阻止被害人死亡的义务。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不履行救助义务会导致死亡结果，在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的条件下，不积极履行救助的义务，因而发生死亡结果的，应承担不作为间接故意杀人的罪责。 对于这一立法修订的评价，值得注意。有的学者认为，刑法第133条把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作为重情节，属于错把转化的故意犯罪规定为交通肇事罪”，并且建议将来可以这样修改、完善：“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依照第232条的规定论处” [1]，即应当按转化的故意杀人罪论处。这种批评和建议，符合我国的不作为犯罪的一般理论，并且与过去的司法判例大体是一致的。 不过，这种认识和评价未必恰当。 首先，现行刑法第133条把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一律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处理，是立法对交通肇事后为逃逸而遗弃被害人致死的特殊规定。这种特殊规定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刑事立法的完善。一般认为，这种特殊规定的内容是交通肇事行为和间接故意不作为杀人罪的结合，据此，认为属于转化的故意犯罪[2]。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全面。现行刑法第133条关于逃逸致死的规定，应当理解为是交通肇事逃逸和遗弃致被害人死亡的结合，至少可能包括二种情形，第一种，在肇事撞人之后，不顾或者是不明被害人的生死而逃逸致人死亡的；第二种，在肇事撞人之后，明知被害人伤重有死亡危险而逃逸致人死亡的。在我国，对于第一种情形通常是不能认定为间接故意不作为杀人的；对于第二种情形通常认为应当认定为间接故意不作为杀人。需要提醒的是，第二种情形毕竟属于不纯正的不作为犯。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认定、处罚，历来心存疑虑，并采取谨慎态度[3]。换言之，认定处罚不纯正的不作为犯尤其是不纯正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本来就属于例外的甚至不得以的情形。既然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二种情形，一种是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另一种可以作为例外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但并非没有疑义。那么在修订刑法时，为何不能从遗弃致死的角度把它们一并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呢？这样使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这种常见的犯罪类型定型化、法律后果明确化，正是立法适应社会需要逐步完善的表现。 其次，对这种特殊的规定，往往需要从刑事政策或者方便司法操作等多种因素出发综合评价，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完全符合不作为的原理来评价。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还有将一种犯罪作为另一种犯罪加重情节的情形，如绑架后杀害人质的、奸淫被拐卖妇女的，对这种立法例恐怕也是不能仅凭不符合数罪并罚的一般理论、制度而予以否定。同样的道理，对于因逃逸遗弃被害人致死的特别规定也是不能仅凭不符合不作为理论而予以否定的。况且过去根据不作为理论处理逃逸致死的司法实践，并非没有疑问。刑法第133条的特别规定，使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后果明确化、定型化，具有以下积极意义： （一）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案件中常见的一种情况，其危害性不仅在于加大了案件侦查的难度，而且加大了交通肇事案件的危害后果。因此，在立法上将这种情形直接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使这种常见的犯罪类型与严重法律后果的连系更加明确、直观。普通的交通运输人员，能比较容易理解和认识逃逸致死的严重后果。从而起到更好教育、威慑作用，有利于取得一般预防的效果。 （二）使这类案件的处理更加简便。按照修订前的刑法，对逃逸致死需要根据案情分别以酌定情节或者不作为故意杀人处理。在以故意杀人罪处罚的场合，需要证明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具有间接故意，不易操作。另外，按一罪处理还是数罪并罚也是个问题。按现行刑法作为加重情节，在主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