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决首倡者新探.docVIP

《西安事变研究》系列之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新探 如皋 蒋文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首倡者是谁，似乎早已定论。只要提到西安事变，人们往往都以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并且“说服了张、杨二将军和东北、西北两军将士以及西北各界人士，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 最近有人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最早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是当时身居南京政府高位的冯玉祥。”[2] 本人根据西安事变有关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与史实不符，且于情理相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这不仅是关系到蒋介石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试想，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一枪打死(这在激烈的枪战中是很难避免的)，抑或蒋介石在事变中自寻短见、自杀身亡，那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从何谈起呢?! 笔者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无疑应该是发动事变的当事人， 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直言之， 张学良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这从事变前后张学良的一系列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 ——这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埋下了伏笔。 张学良曾于事变当日有一电报拍给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电报中说他“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3] 此电所云，决不是张学良在蒋夫人面前的虚情假意的告慰，而是张学良与蒋介石关系的真情实况的写照。 张学良自1928年12月宣布“改旗易帜”，归顺蒋介石以后，到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为止，其间正巧八年。这期间，张学良追随蒋介石，确实是“八年如一日”的。 1928年12月，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在日、蒋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毅然易帜，投靠于蒋，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大业，被蒋介石封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1930年9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应蒋之召，率兵入关占领平津，帮助蒋介石击败了冯玉祥、阎锡山等反蒋势力，又被特任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委屈求全、退入关内，又含羞忍垢、忍辱负重，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黑锅。 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摆布，代蒋受过，解职出洋，充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1934年春，张学良出洋归来，又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接受蒋介石调遣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积极拥蒋剿共。 1935年秋，张学良又奉蒋介石之命，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并代行由蒋介石亲兼的总司令一职，卖力为蒋介石打内战。 以上不难看出，的确“张学良过去和蒋的关系不错”。[4] “蒋介石当陆海空总司令，他是副总司令，蒋介石当西北‘剿匪’总司令，他是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在中国第一个喊出‘拥护领袖’口号的是张学良，他对蒋介石表示衷心拥戴，绝对服从。”[5] 他不仅“拥戴蒋介石为领袖”，而且“一切唯蒋之命是听”，甚至“对蒋介石以父执视之”。[6] 连蒋介石自己在事变后跟杨虎城的谈话中也曾这样说过：“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他说服从领袖。”[7] 特别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事变发生前，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处(军统局前身)派驻西安地区情报站站长江雄风已发觉一些迹象，又从张学良身边亲信传出“兵谏”之说，就此作为紧急情报报告特务头子戴笠。蒋介石得知后竟还认为“这是谣传”，他“估计张学良决不会出此异谋。”[8] 可见蒋、张关系之深，直至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张学良还是深信不疑的。以致杨虎城在事变前一刻因张学良仍未到达约定地点，也不能不顿生疑窦：“张学良会不会向蒋出卖他?”[9] 这里顺便说一句，杨虎城虽然也是事变发动的主要当事人，但他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与张学良是不完全一致的。“杨知蒋的为人不可信赖，而且手段毒辣，不扣则已，扣则不轻易放他。纵然不杀他，亦必使他在政治上失势。”而“张对蒋是拥护的，且认为蒋的实力还很大，不可与争锋。同时对于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是不满的，惟恐他们上台执政，张宁拥蒋而决不拥汪。张亦知蒋是勾结美帝国主义的，但张亦宁亲美而决不亲日。所以，张虽扣蒋，始终未变拥蒋的思想，这一点与杨虎城是不同的。”[10] “如果按照杨虎城的办法干下去的话，恐怕蒋介石也回不到南京。”[11]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早在事变发生的八个月前(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秘密举行的延安会谈中，就曾明确提出过“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的问题。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