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拉老了后.docx

“杜拉拉”后传：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尴尬中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侯隽?谈佳隆|北京、上海报道　　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一个体面的特殊阶层。　　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　　他们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衣装笔挺，说话中英文夹杂，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拿美元补助，度假就是出国游玩。　　他们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领。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外企裁员潮波及中国。　　2012年7月，诺基亚表示要关闭中国两个区域销售中心；接着，惠普宣布将于两年内全球裁员2.7万人；8月，摩托罗拉宣布裁减4000名员工。进入2013年，汇丰宣布今年将全球裁员3万人。3月8日，摩托罗拉员工收到总部的邮件显示，公司将再次裁员1200人。3月20日，汇丰人寿在上海宣布关闭其个险业务，数十名员工及上百名营销员遭遇“闪电裁员”。　　受到这次职业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外企的普通白领，高管们所受的冲击比以往历次裁员都要剧烈，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他们还好吗？！　　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公司最尴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经历，可以说是著名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现实版。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的员工接触。当时的北京，CBD还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八王坟时代”，摩天高楼屈指可数，国贸和中国大饭店等寥寥几座。　　一个暑假下来，外企员工的工作状态让Stella叹为观止。“我当时都傻了，真羡慕呀！我们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数据，人家那边计算机轻松搞定；我们要一次次坐1号线地铁回单位集体开会汇报领导，人家现场全球电话会议，我羡慕他们出差的待遇，羡慕他们流利的外语，羡慕他们开阔的眼界，所以我给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Stella感慨万千。　　彼时的外企在规模上远不如现在的跨国公司，仅仅就是“某某公司中国办事处”，在人才招聘上还没有那么高门槛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考试。外语好、懂技术无疑是一个敲门砖，毕业时，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即所谓的高情商，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Team?leader(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随着新世纪跨国公司在华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个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海归疯狂回国创业潮的到来，Stella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不说，还经常要步步惊心四平八稳处理各种office关系。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当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岛国人士上司之后，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个位置永远是留给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在经历金融风暴开始大裁员的时候，Stella知道她必须做个选择。　　于是，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之前是率领20个人团队，充当甲方牢牢掌握话语权，现在则是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开始赔着笑脸将乙方进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点负责全球最大Boss的新闻发布，现在则是幕后统筹充当服务角色；之前每年几次出国培训和公干，爱尔兰、英国、美国、澳洲和新西兰是家常便饭，五星级酒店是标配，现在则要自己出钱精打细算……　　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个人迈入“40、50”阶段后，这是决定人生跳槽的关键阶段，可选择的范围相对狭窄。对于外企白领一代来说，跨行业和职业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只能在企业之间进行转换。目前很多人选择创业或者进入民营企业，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会比其他人面临更多来自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