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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修改的若干问题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继承法，是指调整因自然人死亡而发生的继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规范的是因自然人死亡而产生的财产移转关系。[1]我国早在1985年就颁布了《继承法》，且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这两个法律文件成为了我国继承法律制度的重要法律渊源。此外，《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之中也包含了一些继承制度的规范。我国现行继承法律制度对于保护私人财产权、尊重民事主体个人意志以及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继承法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日益凸显。在民法典制定时，应当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继承法》的内容和体系。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已经启动了继承法的修改工作，这是完善我国继承制度的重要契机，也可以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奠定基础。本文拟对继承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为立法提供建议。 一、关于继承法总则的修改 关于继承法是否应当规定总则，学理上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继承法》总则的内容总体上是比较完备的，实践证明《继承法》总则对继承法的体系化和有效实施是十分必要的。继承法仍应当保留现行继承法关于继承法总则的规定，但应当作出一定完善：第一，民法典总则难以涵盖继承法总则的内容。继承法虽是在民法典总则统摄下民法典的组成部分，但民法典总则并不能涵盖继承法总则的所有内容，继承法中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的独特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也能够抽象出继承法领域的共同规则，构建一个继承法总则。第二，保留继承法总则符合总分结合的民法典编纂模式。德国法系的经验表明，继承法具有自己的制度体系，能够作为民法典中独立的一编，这一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如果继承法不能形成自己的总则和分则，它的体系性就会大大降低。所以，继承法总则的设立也可以增强继承法的体系性；更何况，由于继承法总则之上仅有民法典总则，规定继承法总则并不会导致总则层次增多，也不会过分增加法律适用的困难。第三，继承法总则的内容应当能够涵盖所有继承制度，换言之，继承法总则在继承制度中应当具有普遍适用性。一方面，它必须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继承制度，包括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等。例如，《继承法》第二章“法定继承”之中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我国继承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有助于根除传统上继承制度中歧视妇女的陋习，这一原则体现了我国继承法的整体精神，所以应当在继承法总则中进行规定。另一方面，仅仅适用于继承法中某项制度的规则，不宜在继承法总则中进行规定。例如，“必留份”制度，即遗嘱中必须为无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由于这一制度仅适用于遗嘱继承，因此，不应当将其规定在继承法总则之中。 值得讨论的是，继承人、继承权的内涵和行使、继承回复请求权及其时效是否应当在继承法总则加以规定？从比较法上看，对此存在不同的立法例。严格来讲，《德国民法典》的继承编并没有规定继承法总则，该法将继承人、继承权、回复请求权制度规定在法定继承之中，而不是规定在继承法总则中。《瑞士民法典》中继承法分为“继承人”和“继承”两个部分，继承人制度包括了“法定继承人”、“遗嘱处分”两部分。继承人、继承权等一般规则也是在法定继承之中加以规定的。这些模式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按照总分结构的立法技术，我国继承法仍然应当设立总则，将遗产范围、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继承权的内涵和行使、继承回复请求权及其时效等在总则中加以规定，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由于继承人制度和继承权制度不仅适用于法定继承，而且适用于遗嘱继承，将其分别规定在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中，可能引起立法的繁冗，因此，应当将其规定在继承法总则中。第二，继承人和继承权的确定，实际上是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前提，应当将其规定在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之前。关于遗产的范围，我国现行《继承法》实际上是在总则之中规定的。[2]将来的继承法应保留此种做法。第三，继承法的宗旨是为了解决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的问题，这二者构成继承法的核心制度，既然继承人和继承权制度可以适用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那么理应纳入继承法总则之中。 据此，笔者认为，继承法总则主要包括：基本原则、继承人、继承权、遗产、继承权的抛弃、继承权的丧失、继承回复请求权、时效。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都对总则的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对其中的若干具体制度进行完善，具体来说，应当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遗产的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和确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