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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清水江林木市场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的研究 　　摘 要：清代清水江木业市场的形成与国家对木材的需要有关，国家权力的介入便不可避免。而国家权力直接进入该地区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模式才发生本质的变化。但从国家角度来看，就林业经贸活动本身不应该、也不可能全面地介入，清政府对清水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和调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雍正年间及以后的疏浚清水江河道，以利木材流通，为木材采运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建立市场中介制度，扩大经营规模，政府“坐收重税”，使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的秩序得以建立。 　　关键词：清朝政府；清水江；林木市场；经济调控；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20-10 　　生活于清水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在明朝时主要是苗族和侗族。苗族和侗族分布在黔东南和毗邻的湘西地区，皆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既有山谷、丘陵，又有一些平原地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适宜林木生长，是一个纵横千里的大林区。但在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封建社会，苗侗等各族人民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仅是就地采伐以用于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森林的自然生长蓄积量一直超过了人们的采伐时，森林资源有增无减，越蓄越多。这里的苗侗人民历史上就与林业生产结下了不解之缘：“林不兴则山无衣，水无源，粮不丰。”[1]在清水江流域生长的各种林木中，尤以杉木为最佳：“干端直，大者数围，高七八丈，纹理条直，有赤白二种，赤杉实而多油，入土不腐，作棺不生白蚁”，在18世纪此地所产的杉木是制造帆船桅杆的最佳材料。① ①参见唐立、杨有庚、武内房司：《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第3卷“研究篇”，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研究所，第19页。 正如乾隆十二年（1774年）七月湖南巡抚的奏文所说：“桅断二木近地难觅，须上辰州以上沅州及黔省苗境内采取”，应该说采于黔省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② ②参见道光七年《皇木案稿》，载贵州省编辑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页。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清水江流域没有工业，自身对林木的需要很少，只是简单的住房和柴薪使用等，林业不能形成为人们重要的经济范畴。而在当时当地，林业要变成本地重要经济来源，只有外部对之林木形成了大量的消费才有可能。从明朝开始的“贡木”征派，推动了此地林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早在元末，清水江“三寨”（卦治、王寨、茅坪）就曾在民间有小规模零星交易，这是清水江林业市场的萌芽阶段，而清水江流域林业的开发滥觞于明王朝在贵州的皇木征派。据载，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朝廷在锦屏设卫，屯军占地354顷，引发了黔东南各少数民族的起义。这一年的十月，朝廷派兵镇压农民起义，明军主力“由沅州伐木开道二百里抵天柱”。说明当时贵州天柱、锦屏一带，还是漫山遍野的森林。也就是在这次用兵的过程中，朝廷了解到了这一地区的森林资源情况，便开始在此地实行皇木征派。明朝永乐迁都北京以后，由于建造宫殿和陵寝，大量官员或有官方背景的商人来清水江流域采购木材；其次是郑和下西洋所造船只等所需木材也大量进购此地木材；同时还有许多长江下游、淮河流域的城市兴建也需要大量的木材，所以对清水江林木需求不断扩大。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急增，大量毁林开发农田，因此作为建筑、手工业原料和燃料的林木消耗程度也不断加快，导致北京周边和长江下游等地的山林迅速被砍毁，森林面积日益减少。至清代，直隶、山东等地已没有木材出产，北方林木危机日益严重，东北大小兴安岭虽有大片森林，但“白山黑水”乃满清祖宗“龙兴”之地，不能断了“龙脉”，政府不准砍伐。前述，明初湖南沅水流域和清水江下游的天柱县也有大量木材，然而到了清雍正年间，天柱一带的林木已经砍伐殆尽。当时坌处“当江立市”之请，希望借“三江口坌处系”的地理优势取得当江的权力。然而这次“争江”诉求并没有得到地方官府的支持和认可，理由是“坌处”地方系镇远府天柱县所属汉民村寨，素不出产木植，本与茅坪苗疆地绝不相干”，① ①《卦治木材贸易碑》，载姚炽昌选辑点校，锦屏县政协、县志办编：《锦屏碑文选辑》，第42页。可见天柱一带的生态破坏之严重。这时锦屏县（当时为开泰县）人工林业生产的木材作为清水江流域的主要特产的价值便显现出来了。这里木材生产周期短，市场周转快，杉木种植技术先进，杉木品质又好，如当地的民歌唱道：“干千年（用作建造房屋称为‘干’），湿千年（用作堰坝地梁称为‘湿’），半干半湿几十年。”[2]具有外腐内部不变质等特点，所以苗侗人们充分利用土地不断植树造林，木材成材后又被大量采伐，通过不同形式的交易运至京城和其他地区。由此清水江流域的锦屏等县成为重要的林木生产基地。 　　清水江沿岸的木材交易中心从明末的托口，到清初的远口，再到清朝中期的王寨、卦治、茅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