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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高潮 二战以来的翻译活动： 特点是：翻译范围扩大；翻译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 主要体现在： 兴办高等翻译教育；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成为新时期翻译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 * 费道罗夫 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研究”， （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 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分析研究，其核心内容就是“等值论”。 他认为“实践本身已经证明可译性原则是现实的”，但同时他又指出了两种使可译性原则受到挑战的情况：“在原文相当明显地违背某一民族全民语言准则而具有该语言的地方特色或狭隘的游民集团用语时，可译性的原则就受到一定的限制。”所谓“确切性”，其核心就是“确切”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并且在不违背原文的基础上可以在必要时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 * 中国翻译简史VS西方翻译简史 * 一.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历史。不同学者对我国的翻译史有不同的划分。 陈福康（ 2005）---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古代、晚清、民国、1949年以后四个时期。 马祖毅（2004）：五四运动（1919年）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的西学翻译。 根据历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和翻译的不同内容，将中国翻译史分为：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建国以后的翻译五个时期。 * 1.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代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2004:19)。 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 东晋到隋（发展时期） 唐代（全盛时期） 北宋（结束时期） * 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 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 （公元148-316年）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最早的翻译家有两人：安清（即安世高）和娄迦谶（又名：支娄迦谶，简名：支谶）。 支谦所作《法句经序》，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但在当时，以上译者的译作都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原因： 汉代的佛教始终被视为当时社会上所盛行的神仙方术迷信的一种。汉代人对佛教的理解，可以说就是道术，他们总是把“浮屠”和“老子”并称。 * 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 从东晋到隋朝，是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 道安是中国翻译史上总结翻译经验的第一人。 “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五失本(five devi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指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在五种情况下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 三不易（thre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 佛经翻译须合乎原文本意，主张“尽从实录，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明确提出了“敬顺圣言，了不加饰”的直译原则，主张严格的直译。 * 提倡意译，主张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都富于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他虽然倾向意译，但在实践上基本仍然是折中而非偏激的。 真谛三藏到中国后20余年适逢兵乱，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多部重要经论，是鸠摩罗什以后玄奘以前贡献最大的译师。 彦琮在《辩正论》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直译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八备”(eight qualifications)，即一个合格的佛经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八项条件. 鸠摩罗什VS真谛VS彦琮 * 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 我国佛经翻译的四大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有两名都出现在唐代（四人中最突出的是罗什和玄奘）。 玄奘在译经的数量和译论贡献方面皆无人出其左右。也是我国历史上促进中印友好和文化交流的首屈一指的人物。 * “秘密故、含义多故、此无故、顺古故、生善故” 玄奘针对佛教术语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失真情况，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原则。 “五不翻” （transliter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