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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礼制的研究 　　[摘要]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高丽；礼制；五礼体系；社会政治功能 　　[中图分类号]K31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08－0065－05 　　 　　高丽礼制建设是古代朝鲜半岛制度史、政治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建设，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对朝鲜半岛治国思想、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高丽礼制建设历时经久、规模宏大，初步架构了五礼体系，具有礼制开创意义；其学习、借鉴了中国礼制，又根据国情确立了具有自身特征的礼制格局，对后人认识朝鲜半岛的文化特殊性和政治制度特殊性具有揭示意义；其在积极实践基础上编撰了朝鲜半岛第一部礼书――《祥定古今礼》，为后世礼制的完备、定型奠定了基础，成为朝鲜半岛礼制建设的里程碑。 　　 　　一、高丽礼制的内容 　　 　　高丽朝(918－1392)是继统一新罗之后朝鲜半岛的第二个统一国家。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其各项礼制制度是在等级君主制的贵族政治体制背景下，在儒学的发展与礼学的不断深化中，在统一新罗的儒礼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高丽朝大规模的礼制建设始于成宗时代(982－997)，这个时期，高丽基本完成了高丽吉礼体系的建设，由此高丽朝的儒家祀典规制得以确立。其后，在礼制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为了规范礼仪形式，睿宗八年(1113)高丽朝设置了“礼仪详定所”。至毅宗(1147－1170)时期，高丽朝编撰了朝鲜半岛第一部系统化礼书《祥定古今礼》，表明经过一系列的礼制建设和发展，高丽朝达到了国家礼制定型化的时期。 　　高丽礼制的基本内容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礼及在本土信仰和外来宗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二氏礼。五礼是借鉴中国制度而形成的，二氏礼指的是佛、道二家的祀典、礼典，从礼制概念和礼义思想而论，二氏礼并不属于儒家礼制范畴，而是宗教礼仪，但是当二氏礼被纳入国家仪式范畴，以礼司来举行，由礼官主持，并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影响时，二氏礼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宗教礼仪性质。 　　 　　1、高丽五礼 　　中国礼仪的核心内容是五礼，即吉、凶、军、宾、嘉礼，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规定了五礼的具体作用。李朝时期官修高丽史，《高丽史?礼志》共11卷(13－23)，内容为高丽五礼，其以吉、凶、军、宾、嘉的顺序对高丽朝的礼制建设、礼仪内容、礼制历史和实行情况进行了说明。 　　(1)吉礼。各民族早期多有祭神、祭祖的风俗，原始先民期望凭借天地、神灵和祖先的力量祈福禳灾，于是发展出各种祭祀活动和原始宗教仪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些祭祀和宗教仪式逐步被古代国家的统治者赋予了政治色彩，具有了统治功效，并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下，通过统治者的建设和完善发展为国家祀典。在古代中国，这些国家祀典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对其祭祀以求吉祥故日吉礼。《高丽史?礼志卷》中，吉礼同于中国制度位列第一，其篇幅占5卷之多，内容也最为重要。高丽吉礼分为大、中、小祀三个等级及天神地祗、宗庙陵寝、文宣王、杂祀等诸多方面内容。具体来说，大祀有圜丘、方泽、社稷、太庙、别庙、景陵殿、诸陵；中祀有籍田、先露、文宣王庙；小祀有风师、雨师、雷神、灵星(祭祭)、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司寒、诸州县文宣王庙、大夫士庶人祭礼等；此外另有杂祀。 　　高丽吉礼内容中最重要的是圜丘祀，按《礼记?王制》，圜丘祀不是单纯的祭天仪式，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功用，体现了古人的天人观念和君主借助“君权神授”来维护统治的意愿，因此圜丘祀为天子专礼，诸侯、藩属不可为之。在宋丽藩属体制下，高丽举行圜丘祀本为僭礼之举，但不能据此认定高丽所行的圜丘祀为天子礼，宋丽也为平等的国家关系，依然要视为是一种变通的藩属礼，其反映了宋丽关系是一种不够典型的藩属形态。高丽吉礼中需要注意的内容是，高丽朝实行了孔子释奠，是为朝鲜半岛尊崇孑L子仪式的开端；高丽先代帝王祀的祭祀对象是高句丽的始祖“东明圣王”，并继承了高句丽祭祀“箕子”的传统，但并不祭祀新罗、百济始祖，可见高丽国视自己为高句丽的继承国；恭愍王时，高丽在五庙体制内将所有22位称宗先王全部纳入宗庙，这种不同于中国制度的做法，体现了高丽国家宗法制度尚在完善阶段。 　　(2)凶礼。凶礼是为哀悯吊唁忧患之礼，是国家对各种不幸事件进行悼念、慰问的礼节仪式，主要包括丧葬及与之相关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