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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比较的研究 　　摘要：在实地调研了2008—2010年430个公职人员经济犯罪案例的基础上，将其分为两类，即高级别和低级别不法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统计分析发现，高级别比低级别更加隐蔽。通过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影响高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的主要是潜伏期、犯罪次数、所得来源种类等经济犯罪因素；影响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的主要是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状况等个人因素；犯罪总金额则是影响高级别和低级别两者的共同因素。 　　关键词：公职人员；级别；经济犯罪；隐蔽性；logistic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9—0009—05 　　公职人员经济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它以权钱交易、权力滥用为基本特征[1]。高级不法公职人员，敛财金额巨大[2]，影响面广，理应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更有“小人物”俨然成为各类贪腐大案的“主角”，他们是底层的科级官员，一些人甚至连官员都算不上如股长、“村官”、收发员等，而他们实施的经济犯罪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令社会震惊。 　　经济犯罪隐蔽性是指犯罪案件被发现与侦破的可能性大小[3]。从影响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来看，既有个人因素又有犯罪因素。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状况、行业；犯罪因素包括总金额、潜伏期、犯罪次数、所得来源种类。高级别与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有哪些差异，引起这些差异性的原因是什么，对此需要加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一、文献综述 　　腐败是有职权且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现象已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滋生蔓延（Roberta Ann Johnson，2004）[4]。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正式生效，同年12月，10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5]，国际法对全球腐败问题提出了相应措施。两个公约为国际的反腐败奠定了法律基础。 　　龙运初（2008）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智能型的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隐蔽性[6]。这种隐蔽性是指：在作案前有充分预谋，在实施犯罪中，往往以合法身份做掩护，与正常的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犯罪手段已从以权谋私和监守自盗，转向运用专业知识、相关业务程序、制度漏洞进行作案，以致增加了侦破案件的难度。刘长江（2003）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腐败的隐蔽性，即腐败活动（作案手段和方式）的隐蔽性、腐败主体（不法公职人员）的隐蔽性、腐败所得的隐蔽性[7]。反应经济犯罪隐蔽性的指标有：敛财手段、潜伏期长短、资产处置方式、案情复杂程度、时空跨度等（熊光清，2011）[8]。 　　目前我国对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理学角度分析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现象。二是单纯研究高级或低级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现象。三是关于经济犯罪隐蔽性的研究（刘长江，2003）。但从对比的角度研究高级别与低级别公职人员犯罪特征差异性的较少，亦很少有人分析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性的影响因素。本文在汲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试图以对比的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高低级别公职人员犯罪隐蔽性的影响因素差异。根据调查信息表选取可以量化的指标如下：（1）潜伏期；（2）敛财手段即标的物，如隐蔽性较差的是货币敛财、隐蔽性较强的是股权敛财①；（3）资产处置方式，如隐蔽性较差的是奢侈性消费、隐蔽性较强的是洗钱。并引入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将定性问题定量化。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在于：通过分析高级别与低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隐蔽的差异性，可以有针对性地预防和控制不同级别公职人员经济犯罪，以减少和消除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数据来源及数据量化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官方网站公布的已判决的案例，如正义网、中国反腐网、国律网、中国法院网等，共有200个案例，这些案例多为要案和大案，级别相对较高。二是实地调研过程中某些地级市人民法院判决的230个基层案例，这些案例级别相对较低。本文中，高级别公职人员是指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低级别公职人员是指乡科级、基层干部、普通职员。其中高级别案例共收集210个，有效案例185个，有效率达88.0%；低级别案例共收集220个，有效案例194个，有效率达88.2%。 　　（二）基本假设 　　随着我国对腐败打击越来越严厉，不法公职人员越来越趋向于采取更隐蔽、安全的方法捞取钱财，或是处置非法所得。由早期的直接给受贿者送红包到后来的房产与股权的转移；由简单的将不法所得存于家中渐渐转为投资或洗钱。同时，大量的公职腐败案例表明，涉及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更加隐蔽。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高级别不法公职人员经济犯罪比低级别不法公职人员经济犯罪更加隐蔽。 　　假设2：影响高、低级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