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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偏离度视角的存款非理性定价问题研究-金融银行论文 基于偏离度视角的存款非理性定价问题研究 许艳霞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河南 郑州 450018） 摘要：中小金融机构在利率管制放开后，可能会提高存款利率来吸纳存款，同时为了盈利水平，又可能降低风险管理标准，盲目向高风险企业放贷，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银行业危机”正是这种非理性竞争带来的结果。因此，如何界定并量化存款非理性定价行为，并对非理性定价行为进行事前监测、引导和风险预警，不仅对于促进金融机构持续稳健经营以及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偏离度视角实证检验非理性定价行为，提出了基于偏离度对金融机构非理性行为进行风险预警、监督管理及其它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存款非理性定价行为；偏离度；压力测试；监督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5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2016）09－００10－０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9.02 一、引言 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存款利率市场化后，短期利率将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基于对远期市场环境判断的不确定，长期利率的变动方向和幅度是难以确定的。麦金农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出发，证明了实际存款利率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必然上升[1]。简森进一步对存款利率市场化对长期利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存款利率管制时，金融市场存在着隐性贴息行为，当取消利率管制之后，名义利率必然上升，但实际的存贷款利率却有可能双双下降，存贷利差将进一步缩小，这是因为存贷款利率决策尽管关系紧密，但实质上是相对独立的自变量[2]。萨罗普则将企业竞争模型引入银行竞争领域，指出在存款利率限制保护下，商业银行数量会超出市场最优规模，当利率管制取消后，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多的竞争，同时会增强对过去金融服务不足的行业的支持，风险管理能力强，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将会获得更大的收益[3]。 国内对存款利率定价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对存款定价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和非理性定价行为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邵伏均（2014）等学者也指出，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出现的名义利率价格的上升，以及利率不规则波动幅度和频率的加大和加快，都会提升整个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使商业银行间风险传染可能性增加，要做出预防系统性风险爆发的相关监管安排[4]。王轶昕、程索奥（2015）对我国商业银行应对存款利率市场化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进行了定性总结[5]。魏革军（2004）指出，应理性看待商业银行的非理性行为，这里的非理性不单单有存款利率定价行为，还包括商业银行其他各种经营行为[6]。黄树青等（2014）认为，由于银行业巨大的外部性，对竞争的适度管制并不违背市场化原则并且是必要的，比如可以设定资本金规模、资本充足率等一系列监管指标，指标数值在特定水平之下或者特定区间的银行，存款利率不得超过某一绝对值或者行业平均值（最高值）的若干百分比[7]。 二、存款利率非理性定价行为的界定 理论界关于“非理性定价”已经形成共识，即价格脱离决定其价值的基本面因素而主要由经济主体信念决定，均可称为是非理性的。金融机构经营的主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凡是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目标，过度侵蚀“三性”之一的定价行为均应视为非理性的定价行为。结合理论界定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的现实表现，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微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非理性定价行为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之一或两者兼具：一是盈利能力下降，表现为“利差”或（和）“息差”收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直至出现利差倒挂、息差趋于0；二是尽管一些机构仍能保持一定的利差或（和）息差，但不良贷款率持续提高，资产质量持续恶化。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情况下（正常经营情况）大型商业银行非理性定价程度较轻，因为他们自上而下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存贷款定价以及内部资金转移系统，其总行严格依据利率定价系统对各类型存款进行科学化、精细化定价，分支机构均在总行指导下对各类型存款进行标准化定价；而小微型金融机构，如农信社、村镇银行以及城商行等，则采取的是跟风、攀比的定价策略，其为了稳固存款市场份额或增加资金来源，往往将存款利率定价提高到同业平均水平之上。此次调查中发现，小微型银行存款利率定价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攀比心理”，有47%的被调查法人机构（城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将存款利率“上浮到辖区同业平均上浮幅度”，而只有7%的全国性机构选择这种定价策略。 三、基于偏离度对金融机构存款定价行为进行度量 根据对理性定价界定不同，又有两种计算存款利率偏离度的基准：一是假定大型商业银行或大型银行中定价能力较为科学合理的机构（这些机构经过政府、监管部门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