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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竞争力剖析报告 　　水平竞争力、结构竞争力、效益竞争力、发展竞争力、潜力竞争力，5大分项竞争力从不同侧面考察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外贸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水平竞争力 　　中小城市频繁更瞀，“东高西低”格局依旧 　　凭借突出的外贸总值、外贸依存度、人均进出口额等指标优势，东部沿海外贸传统强市连续5年入围30强榜单，并垄断了前12强的前半段位置，深圳、东莞、苏州、上海等明星城市在水平竞争力榜单上的龙头地位不可撼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及海西地区席卷30强榜单中的20个席位。 　　反观内陆城市，依赖单项指标的跳跃性增长是提升水平竞争力的主要推力。因此，无论是入围城市数量、所在榜单位置、还是在榜稳定性，均难以望东部沿海地区之项背。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使内陆地区想要蚕食沿海强市在水平竞争力榜单中的份额十分困难，新登榜城市徘徊在榜单中后部，一旦落选也大多一泻千里。 　　相关指标分析 　　◆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总值与同期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描述该城市对全国外贸的贡献程度。 　　沿海城市独领风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外贸大格局使“外贸总值占全国比重”指标相对稳定。从地区分布看。经过30余年的积淀，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吸引外资、产业链延伸、人才储备等外贸相关领域齐头并进，积累了其他地区短期内难以赶超的优势，在2012年该指标前30位榜单中包揽26席，其中，由核心增长极上海领衔的长三角地区共有11座城市人选。深圳击败上海再次登顶，并领衔珠三角其它6城入围；环渤海地区再度入围5城，北京继续稳坐“探花”。明星城市领跑各大沿海发达经济区域外贸，展现出以大带小、以点带面的垄断格局。 　　◆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总额与同期进出口企业数量的比值，用以衡量该地区企业进出口实力的强弱。 　　产业过于集中短板暴露——“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30强的地域分布呈现明显“西高东低”特点，25席为内陆中小规模外贸城市所包揽。内陆城市身陷腹地、产业配套发展缓慢导致外资吸引力不足，合理利用资源禀赋打造优势特色产业成为其经贸发展的重要推手，个别城市龙头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甚至关系着当地的经济命脉。受此影响，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出现与总体进出口规模呈现反向的相关关系。在外贸总规模不占优的背景下，内陆地区依靠龙头企业或垄断行业抬高平均规模而挤入榜单。2012年全国参评城市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1451.2万美元，而内陆地区超亿美元的城市就达4座，有“镍都”之称的甘肃金昌已探明镍储量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外贸总规模在全部参评城市中名列第96位，但因仅有4家进出口企业，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达到8.6亿美元。内陆中小城市在该项指标的统治地位，也恰恰揭示了这些城市外贸发展的短板，外贸发展不均衡、产业过于集中，—旦外部市场风吹草动，缺少风险释放窗口的中小城市外贸将面临“一损俱损”的困局。此外，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更给环境污染、资源保护等造成多方压力。 　　◆外贸依存度：一段时间内某城市进出口额与同期该城市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描述当地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和参与国际分工程度。 　　外需拉动已向内需趋动转变——2012年“外贸依存度”指标30强榜单中，沿海地区席卷22席，深圳继续稳坐龙头宝座，珠三角共8城入围，与同样有8城入围的长三角地区并驾齐驱。内陆地区共计8座城市入围。 　　内陆城市登陆榜单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偏低造成的对比效应推高了外贸依存度指标，另一方面是因为龙头企业通过出口创汇在小城市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对小城市来说，经济转型与抗风险能力较差，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容易使其经济发展被外部市场所绑定，外贸大环境变动对其的经济影响力度相比沿海强市来得更强。随着地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步伐加快，部分城市外贸依存度指标明显下滑，2012年该指标30强城市的外贸依存度平均值为107.3，剔除人民币升值因素，与去年相比下降幅度超过9%，显示经济增长正逐步从靠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 　　◆变差优势：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对外出口增速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之间的横向比较，用以衡量当地外贸出口的后续动力。 　　内陆中小城市掌握大局，郑州与重庆获罕见持续动力——2012年“变差优势”指标前30位城市中，中部地区延续上年辉煌，占据近半壁江山，山西长治以出口值同比增长17.2倍的抢眼表现登上状元宝座；西部地区11座城市人围。而雄厚的外贸基础、逼近瓶颈的发展阶段制约了东部沿海城市强大增长动力的持续性，仅有江苏淮安和福建三明两座城市入围。在水平分项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变差优势”指标跳跃性最强，榜单更迭率高达83.3%。 　　◆外贸平衡度：一段时间内某城市外贸进、出口额平衡关系比值，用以衡量贸易平衡能力，顺差、逆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