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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污染事故犯罪成因及对策剖析 　　[摘要]企业污染犯罪在宏观层面主要是因为市场机制不健全，企业环保责任、社会责任缺失，政府监管的不作为、乱作为。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微观层面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同时，发展现错位、“人类中心主义”的刑法观导致刑法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德罚时机滞后，加剧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因此，宏观上完善环境污染监管制度，强化政府责任，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市场机制，健全环境保护法制。微观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提高污染治理能力，从根源上防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之间寻求刑法介入的恰当时机，增设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的危险犯、过失危险犯类型。 　　[关键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砷污染；犯罪原因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1-0075-05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3月17日，河南民权县砷污染案开庭，民权县成城化工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成某和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田某，被检察机关以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提起公诉。之前，民权县环保局副局长刘某被判环境监管失职罪，副县长锦某、县环保局长陈某被免职。事故源于2008年8月该县的磷肥厂使用高砷硫铁矿制酸，排出剧毒――砷，污染大沙河水1000余万吨，造成国内最大的砷污染事件。场水污染事件致使河水污染砷浓度均值最高时超过国家地表水三类水质的百倍以上，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的居民，遭遇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大一次水体砷污染事件。迫使下游安徽连筑5座坝严防河南污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商丘市为了治砷已经花费了近3000万元，固体废物如河道含砷底泥的处理达标工作，预计将持续到今年下半年，具体费用尚无法估算，而该企业年财政贡献不过百万。与此案类似，2006年甘肃省徽县水阳乡群众血铅超标事件和湖南省岳阳县饮用水源砷超标事件都引起当地群众的巨大恐慌。面对事故频发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小化工企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犯罪原因，探寻犯罪对策，对促进人与自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企业污染犯罪原因的分析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既不同于传统自然犯，不直接体现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也不同于传统法定犯，不只表现为对法律规范的违反。这种犯罪，由于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直接或间接侵害了人类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在日本被称之为公害犯罪。根据犯罪原因的一般理论，下文以民权县砷污染案为例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q探讨企业污染犯罪的犯罪原因。 　　 　　(一)企业污染犯罪原因宏观分析 　　1.市场机制不健全，企业环保责任、社会责任缺失 　　在民权县砷污染案中，检方的起诉书中指出，成城化工使用劣质原料，生产硫酸。但该公司不具备高砷硫铁矿生产硫酸的工艺和相应的废水处理设施。2008年硫铁矿价格特别高，出现大量私采高砷硫铁矿的现象。一些小厂为图便宜，可能就用这类矿，但是高砷硫铁矿的处理难度很大，大型有色金属冶炼厂都不能很好处理，小硫酸厂“不可能处理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本是一项正当行为。企业污染行为并不是企业的动机偏好，只要企业做出妥善处理，污染行为将会尽量减少或避免。但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企业必然会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忽视企业环保责任与社会责任。另外，环保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投资大，回报慢，这使得企业经济扩张中在产品销售方面因成本而受到压力。当政府对污染技术与产品严加控制时，企业往往因利润减少而另寻其他生产项目产生投资转移，而不是投资改进原有技术产品。政府对原料开采销售限制，从而造成资源短缺，迫使企业强制替代，但由于这种替代的强制性和内部非经济性，使得企业在合乎环保法要求范围内尽量采用劣质廉价的替代原料或设备、技术，或消极等候执法力度的自然软化以便重操旧业，或囤集稀缺资源等等。种种原因造成的市场机制不健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企业规避法律，逃避环保责任、社会责任。 　　 　　2.政府监管的不作为与乱作为 　　人民日报报道的《甘肃徽县血铅超标事件调查》以及新京报报道的民权县砷污染案，所反映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都发生在当地政府“挂牌重点保护”企业。所谓“重点保护”，就是执法部门对该企业实施“零干扰”。在民权县出台的保护办法中规定：“公、检、法、司及执法执纪等任何部门不经县优化办批准一律不准到企业实施检查，确需检查的项目，必须在优化办办理手续，并限时反馈结果；在企业生产旺季，一律实行休检，实施‘零干扰’，任何企业和个人除涉及安全方面的问题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到企业检查。”这反映了当地政府在监管方面，一方面是不作为，另一方面又是乱作为，监管活动存在三大误区：第一，以放弃监管取代依法执法。“挂牌保护”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