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批评话语生态性建构——评《中国现代文人唱和与辩驳》.docVIP

知识分子批评话语的生态性建构——评《中国现代文人的唱和与辩驳》-汉语言文学 知识分子批评话语的生态性建构——评《中国现代文人的唱和与辩驳》 李盛涛 对现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虽说不上汗牛充栋，却也著述颇丰。因而，如何对现代文学批评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对当代学者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研究者要么力求挖掘新史料以产生颠覆性的论断，要么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另辟新说。学者耿宝强于2013年9月出版的著作《中国现代文人的唱和与辩驳》（以下简称《辩驳》）显然属于后者。耿宝强以潜在的生态学的整体主义原则和文化建构立场去审视已有的现代文学批评史料，对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场的主要脉络和整体性特征进行了一番颇具创新性的梳理，使这一话语场的意义功能在当代语境中更为突出。 首先，《辩驳》体现了生态学的整体主义原则。整体主义原则是生态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强调任何一个物种和生命形式都在两个向度上发展，一是在时间向度上，一个物种或生命形式自身的发展、延续与变革；一是在空间向度上，一个物种或生命形式与其他物种或生命形式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一个物种或生命形式需将其放到一个动态的环境中去综合审视。生态整体主义观点与文学理论中的“场”概念有相通之处。皮埃尔·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提出“场”概念，认为文学存在于一个文学场中，而且作用于文学的还有其他类型的场，诸如艺术场、知识场、权力场等。在《辩驳》中这种生态学的整体主义原则突出体现为整体性思维的自觉性，即始终把现代文学批评作为一个话语场而对待。批评话语场的自觉意识使耿宝强对各种批评话语事件的阐述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意义框架和理论高度，从而避免了对研究对象进行孤立的、就事论事式的简单化论证。这种整体性思维在意义维度上存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表现。 整体性思维在横向维度上表现为内容体例的设置。首先，耿宝强将现代批评的各种话语行为概括为“唱和”与“辩驳”两种看似对立却又相互依存的话语形式。这种概括非常贴切而又准确。在现代文学存在的真实历史语境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话语表达是多样的，有时表现为和风细雨式的唱和，有时则表现为疾风骤雨式的辩驳。唱和有利于一个文学观念和学术理论的完善与形成；而辩驳则有利于文学观念和学术理论向宽度和深度的发展，乃至导致观念与理论的嬗变。两种话语形式在文学功能上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正如耿宝强在“代前言”中所语：“因为只有既有唱和又有辩驳，才能将某一命题或学说阐发得更加完备。”[1]（P4）其次，在论证的内容方面，《辩驳》涉及到了诸多问题，如：新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问题、“问题与主义”的学理探讨、“贞操问题”、诗艺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新诗的产生、知识分子的政治分野、社会阶层不同导致的不同学者之间的文学观点的碰撞、知识背景差异造成的观念碰撞、“信念”问题、翻译方法论争、教育理论论争、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文学评价标准问题、文学的“人性”与“人生”观问题、对鲁迅的认识问题，等等。从文化形态上，这些论争包含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文学问题；从文学种类看，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类型；而对某一种文学类型（特别是诗歌）而言，则涉及到了它的产生、发展、形式、派别等问题。这些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论争看似散乱无序，实则构成了整个现代批评话语场的丰富、复杂的言说状态，更能体现出现代文学场的自由性和文化平等意识。批评话语是一种价值倾向性鲜明的话语方式，它更能涉及意识形态内涵，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管是唱和，还是辩驳，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涵有时是浅层的、激烈的，有时却是潜在的，不易觉察的。例如在《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周氏兄弟与胡适：贞操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意识形态内涵霸气侧漏；而在《郁达夫与胡适：夕阳楼之争》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又是潜在的，其中郁达夫所体现出的底层社会身份对文化不平等的愤慨和挑战是不易觉察的。这种论争使现代批评话语挣脱了纯学术的范畴，从而印证了美国学者詹明信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的论断。 而整体性思维在纵向维度上体现为现代批评场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启发意义。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影响，或者说任何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时代所用。耿宝强在研究现代文学批评的时候，有着鲜明的意义指向性，他在著作的“代前言”中说道“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是一个需要巨人、也培育了巨人的时代。巨人们早已远去，但却仍然如浩淼星海，光照人间。他们无论是炸裂燃烧，还是微温中道，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穿越绵延迢迢的时空隧道，走进渐行渐远的现代文人，理解他们深邃思想的同时，感受他们在唱和与辩驳中显现的独立的人格、博大的气量和宽广的胸怀，会让历史的存在融入当代的生活，从而提升我们日益干枯的灵魂，重建和谐的文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