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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家法治发展道路剖析 　　摘要：现在的中国已进入民主化建设的进程，国家与社会已经形成相互独立的状态，但是仍然以国家为主导。在这种状态下，我国的国家建设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即，从强调国家权力建设到国家能力建设。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司法领域出现的司法能动主义，彰显了权力间的扩张和越界，司法权已经受到其他权力的侵蚀，而迫切需要得到加强。强调司法权力的加强，并非是相对于市民社会的强化，而是相对于横向的、其他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且这种强化更多是对国家能力的强调。 　　关键词：国家权力；国家能力；司法能动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0)01-0035-05 　　 　　一 　　 　　支配人们之间交往的基本社会过程根源于基本的心理过程，这种基本的社会吸引和心理倾向诱导人们主动建立社会交往，并扩展交往。在这种交往中伴随着的社会交换又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关系。而这种交换过程也引起了权力的分化。某个人，如果其他人在重要利益上依赖于他，他就有权力实施他的要求，这种要求可能是公平公正的也可能是过分的。但是，无论怎样，只要人们对这种权力集体认同，这种权力就被合法化。按照贝尔和哈丁的观点，信任与权力存在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把这种权力的认同奠基于信任。他们认为，权力始于信任。在信任者、被信任者和重大利益三方的关系中，信任建立起潜在的权力关系。被信任者获得对信任者行使权力的潜力，因为被信任者控制的资源为信任者所需要或受到信任者的重视。从近现代历史来看，国家显然是一个集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博比欧区分的权力的三种形式)为一身的公共治理主体。无论是对暴力资源的占有、对经济资源的掌控还是在对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合法性塑造方面，国家都已经远远超越了所有其他社会主体，因而国家也就成为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就对应为被信任者和信任者，国家权力被市民社会集体认同，得到社会全体的信任，并拥有社会资源的整合权和支配权，国家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和使用者。 　　但是，权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发不同的动态力量：一种是合法化的过程，将共同努力的个体和群体组织起来；一种是对抗性的力量，否认现存权力的合法性，促进分裂和对抗。马克思提出了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总体呈现为三个阶段：国家控制社会――社会脱离国家――国家回归社会。当然，马克思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展的划分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的。国家在西方民主化进程中大多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以大众参与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化进程，基本上都是在公众压力下执政者让步的结果。社会基本上处在国家的完全控制之下，市民社会缺乏自主性，原初的信任开始异化。市民社会对这种权力过度强化逐渐产生逆反心理，不满足于国家全权主宰的现状，于是市民社会的反抗意识开始觉醒。在国家对市民的控制和管理中已经产生对抗性的力量，国家权力的动态发展开始呈现另一种状态，社会开始脱离国家，与国家并列为不同的单独个体。甚至很多时候，社会能起到主导性作用。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国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现阶段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化建设的进程中，在近现代历史历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对抗也已经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演变为第二阶段。现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路径是，社会与国家各自独立，但仍然以国家为主导。我国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现代化起步较晚。而且，社会中缺乏自发发展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在此种状态下，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充当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在现阶段，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都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需要国家有力的组织和支撑。国家在对外不断加强自身的应变能力的同时，对内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强化自身的管理能力，为政治经济的运行创造了一个公平、有序的环境。所以，虽然现阶段社会与国家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社会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国家仍然是发展中的主导力量。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国家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道路。现今，我国的国家建设已卓有成效，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国家建设理论。根据斯科克波尔的定义，国家建设理论可以细化成更为具体的理论。他认为国家建设包括国家自主性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两个方面。所谓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是指，国家作为控制一定领土和民众的机构，可以制定和追求并不简单反映社会组织、阶级或整个社会的需求和意愿的目标。而所谓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是指，国家执行其正式目标的能力，特别是面对力量强大的社会组织的实际或潜在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