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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论通州事变 王琪 传媒与艺术学院 学号 1154154 1937年12月13日，在祖国的南京发生了一场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被枪杀和活埋的中国军民达30多万人。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无法释怀，世界有良之士不能平复。文学作品，历史文献，影视剧作也一再提醒后世之人，国耻不能忘。 然而在南京之事之前还有一个“通州大屠杀”，这件事情却很少被人提及。他指的是日本所谓的“中国军队对日本侨民的无差别大屠杀”。我们曾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为南京逝者申辩，由于证据确凿，我们大获成果，虽然申诉的成功并不能改变死不复生的事实；而日本人也曾为“通州大屠杀”的日本逝者申辩，但是却由于证据不充足而被否决了。部分日本人对此愤愤不平，日本右翼更是大肆渲染，说通州事件可比南京大屠杀，甚至用“对此事进行报复”这样的话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翻案。虽然记载此事的文献很少，但日本方面，每每讨论和中国的战争，经常提到通州兵变。 略知一二的中国人说是一场暴乱，日本右翼却一再声明可比南京大屠杀。尽管历史并未因为偏执而被扭曲，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身为一个通州人的我。所以我不经好奇，在北京的东边，这个六环外的一个近郊区，曾经为河北省，今又被北京市管辖的一个非中心区县，在历史的进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它随着祖国的动荡竟也起起伏伏。 早在通州事件前约两年，也就是1935年12月25日，在日军唆使下，由汉奸殷汝耕等人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宣布独立。它以通州为政府所在地，统辖区域自如今的北京至河北乃至东北三省。虽自治，但殷汝耕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不敢贸然脱离中华民国，实际上并不被他国承认，所以事实上它是日本成立的傀儡政权之一。这个傀儡政权实行会议制，其中八位委员之二的张庆余、张砚田在战区保安队改编为伪自治政府后，分任五师长之二。他们就是日后被称作伪军的指挥官。 这个伪政府在殷汝耕的统治下推行奴化教育，勾结日商，鼓吹三毒(吸毒、赌博、娼妓)政策，在他的统治下，该区域经济下滑，文化破产。在国民政府与日军的掩护下苟延残喘。 1937年7月的一个意外，亦或是注定的一个意外，改变了以往的历史发展进程。当时正值七七事变之后，通州这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方，却驻扎着三支军队，国民党二十九军的一个营，日军萱岛联队和细川特务机关以及之前提到的张庆余、张研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 自然，这三股力量不能并立。此时南京的广播（中国国民政府的官方电台，日方称以传播谣言著称）称在平津取得大胜，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要攻打通县，消灭冀东伪军，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在感到受到威胁后，向驻扎在通县新城南门外（今通州粮食加工厂）的二十九军143师的一个营通告要求其马上撤退，由于没有得到回复，于是在27日早晨进行突围。但没有料想这个营的官兵奋力反击，突出重围，而埋伏在旧城南门的保安队（伪军）却没有顺利执行截击任务。突围的不得力与保安队的倾向犹豫使得日本特务机关在重挫下气愤不已，转而派飞机轰炸保安队营地（日方称误炸，各方说法不一），致使保安队10余人伤亡。这激怒了本来犹豫不决的保安队，使得营地里的抗日情绪高涨，再加上之前此营就已经与29营有所联系，而次日细木繁（日军特务机关首领）对张庆余的质问更加深了保安队与日军的仇恨。顺着高涨的抗日情绪与递增的怒气，再加之武备精良，张庆余与张砚田两只队伍出兵，进行武装起义。 他们兵分三路，逮捕了殷汝耕（伪政权委员长，军事长官），击毙了细木繁，一路上歼灭日军数百，当然也包括部分日本侨民。而后这只部队被国民党军截击缴械。 日后，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对中国进行诉讼，并找出若干日本证人，称中国保安队不仅仅攻击了日本守备队和特务机关，更对日本侨民进行残忍的袭击，对无辜侨民（多数是老弱妇孺）进行抢劫、施暴、凌辱和杀戮，其凄惨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了南京、济南事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更是认为诉讼被驳回有失公正。 如果我对此的评价是，“这是一场在战争中再正常不过的军事事变”，普通中国人可能会附和我，日本右翼可能会抨击我，中立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右翼对中国人指控的首要证词就是，“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指出： 1、冀东保安队的中国人身份是抹杀不了的； 2、中国人的间谍部队渗入到了日本联盟分队的内部； 3、这样的军队曾伪装亲日来欺骗日本人，与日本结成联盟，通过诈骗来欺骗日本人，与日本结成联盟； 4、冀东保安队只是曾为日本的临时联盟，并不属于日本军队； 5、冀东保安队的定义只是欺骗日本军队的中国军队； 6、冀东保安队隶属于中华民国，为非正规军的地方武装部队； 7、冀东保安队归根到底是中华民国的军队，是中国人。 首先日本人称“通州大屠杀”是在南京小复仇，小误杀事故之前，中国军队对日本侨民的无差别大屠杀。我们先暂且不计较他们所谓的“南京小复仇，小误杀”，就“中国军队”这点，就是有歧义的。保安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