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真真语真幻—薛宝琴之文化品格与文化意识》-毕业论文.docVIP

梦里真真语真幻――薛宝琴之文化品格与文化意识 （一）色空之定位与引题 我们讲，人生如梦，殊不知，梦亦人生。我们讲《红楼梦》是一个梦魇，殊不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把《红楼梦》当作一本佛书，吾实不敢苟同，然佛之思想尤其是色空观念，却贯注其中。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即是色空总的宣言，亦在很大程度上标识了“红楼”之主旨，可以说曹雪芹之创作确实根基于此。《红楼梦》有很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但感伤主义并不就是悲观主义。诚然，书中对时代、社会、文化抱有空前的绝望，但于绝望中自期盼着新生。没落的时代、社会、文化，并不值得人们抱有希望，希冀于没落，实则会扼杀新生。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一点，即没落的时代、社会、文化往往造成玉石俱焚的悲哀，即新生与没落面临着相同的悲剧命运。正因如此，曹雪芹自绝于时代，把新生之希望，关在了潘多拉的盒子里。希望并不是没有，然早已成了地底的岩浆，于《红楼梦》，于大观园时代，皆可作如是观。地底的岩浆不会冷凝，它在激烈的运动着，到一程度终会爆发。果不其然，巴金之《家》《春》《秋》即反映了那种爆发的力量.我们明显的感觉出《家》《春》《秋》之乐观主义与《红楼梦》的不同，那《红楼梦》是不是悲观主义呢？私以为，不是的。曹雪芹将爆发的力量压抑成地底的岩浆，巴金将反抗的欲求变成喷发的火山，皆是时代使然。大观园时代所需要的是实观主义，曹雪芹正是以冷峻的实观主义态度，创作了《红楼梦》，对封建社会之文化作了总结、推进，并毫不情愿地预示了其没落；五四时代所需要的是乐观主义，巴金正是以热情、昂扬、亢奋的乐观主义态度，创作了《家》《春》《秋》，以现代意识关注腐朽没落的社会、家族、文化，以青年人勇敢无畏的抗争呼唤着新生。从文化之进程，大可作如此比较，然说到文化涵量，我确实怀疑二者的可比性。由上，我们可以说，《红楼梦》虽带有一定的悲观色彩，但所体现的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实观主义。 我们爱讲“色空”观念是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即“色空”观念作为《红楼梦》之主旨是大谬不然的。诚然，批判者足以趾高气扬，因为他们将一切不好赋予了“色空”观念，以旁观者清的姿态，高谈阔论，指手划脚，而忽略最根本的人生体悟。人生体悟永远高于理论说教。如果理论的丰富高深，正足以掩饰现实之无奈，人生之虚空的话，我宁可一无所知。曹雪芹之《红楼梦》在整体上体证了他所讲的主旨，而后世的评论者却未必有那样的体证。当然，陶醉于其中的痴人，也只是叶公好龙式的陶醉，殊非“个中人”，又怎能体证那洒尽“辛酸泪”之后的“色空”啊。曹雪芹不是佛教徒，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得到念经礼佛的僧人殊难得到的“佛”之真谛。如果厌世解脱真是《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最高层，那么最有涵量的自是贾宝玉，而不是惜春、紫鹃。宗教式的厌世解脱，在中国总表现得不情愿却又不得已，所谓“平步青云”，很可能一不小心栽下云头，惜春缁衣乞食的悲苦命运即是明证。而贾宝玉的厌世解脱，已有了情天情海中的沉浮、苦难与不幸中的抗争、正统与威压下的反叛等一系列常人所必由之境的考验，而最终的归宿仿佛是生命真谛的获得。关于真理、人生真谛的探寻，仿佛是一切哲学的出发点，亦是一切哲学的归宿。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家，尽管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在人生哲学方面分别提出了道德人生、逍遥人生、苦难人生，但关于人本身、人生的根本问题仿佛都没有解决。固如此，我们却可以说他们都在相同的方面（人生），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了真理。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探寻的结果，却必须承认，他们探寻本身已反映了人生的真谛，即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人本身的永恒关注。如果没有探寻，高谈阔论时再正确的观点，也是风中的残烛，秋天的枯树叶；如果有不懈的追求，即使我们不同意那样的观点，甚至那观点根本错误，她依然是傲雪的梅花，不凋的松柏。关于佛尤其是色空观念，人们一直以为是悲观的。或许，也真如此，但佛对现世人生非常冷静，戒除“贪”“嗔”“痴”，不会有超越理性的狂热，却有压抑情感的禁欲。佛对人生、社会怎么也乐观不起来，但我们与其说它是悲观的，毋宁说它是实观的。并不是因为佛讲人世是苦的，所谓生、老、病、死、亲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人世才是苦的；而是因为人世本有许多苦难与不幸，佛才讲人世是苦的。悲观主义的坏处，在于没有那么坏，偏说那么坏；乐观主义的坏处，在于没有那么好，偏说那么好；实观主义的好处，在于原来怎样，就说怎样，既无夸饰，亦无讳饰。其实，我们考察一下“色空”理论，也并不是常人所理解的虚无主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色”即是形色、色身，即一切物质形态。“空”，即虚空、真空。“空”是实相，实然之相，实然本体，譬如贾宝玉之“空”是顽石，而不是通灵宝玉；他之“色”是通灵宝玉，而不是顽石。“空”并不是讲无色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