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产育风俗剖析.docVIP

汉代产育风俗剖析 　　摘　要：汉代江南民间流行产妇离家迁居庐舍的习俗，待生子满月后再返回故居。这种风俗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对行经、分娩妇女的迷信禁忌。当时北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文明程度较高，孕妇大多居家生育，但仍有排斥“寄产”，人居“乳舍”、官舍及行宫分娩等产育风俗，是原始禁忌的残存或流变。 　　关键词：风俗；寄产；乳舍；官舍 　　 　　秦汉时代，我国建立了幅员万里的统一王朝，“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由于领土广阔，各地的自然环境、民众的劳动方式、风俗习惯具有自己明显的特征。如应劭所言：“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他又引《孝经》之《传》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例如在产育习俗方面，汉代南北方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王充《论衡?四讳篇》称当时“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而尤以江南地区为甚，孕妇分娩前须离家迁居。“乳子之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畔，逾月乃入，恶之甚也”。彭卫、杨振红对其解释为“择处筑庐别居，逾月方入旧居”。即移至墓冢、道边的庐舍居住待产。但是北方产妇通常留在家内临盆生育，“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无恶也”。汉代产育风俗的这一地域特点，曾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并对其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古代中外妇女在月经和分娩时曾有避免与人接触的禁忌，其排出的血污被视为不祥之物，会给家人和邻居带来晦气、灾祸，所以要搬出住宅到简陋的草庐居住，等待胎儿生产。这种产育习俗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普遍流行过，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汇集了丰富的资料，证明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原始民族存在过这种禁忌。“妇女在此期间都被认为是处在危险的境况之中，她们可能污染她们接触的任何人与任何东西；因此她们被隔绝起来，直到健康和体力恢复，想像的危险期度过为止”。苏联学者谢苗诺夫总结道：“几乎在前阶级社会的所有民族中都存在一些专门的建筑物(住宅、窝棚等)，妇女在向成年状态转变的时期，在月经来潮时期和分娩时期，都必须住在这种建筑物里，与男人们严格隔离开。”直到进入文明时代后，才逐渐改变了这种情况，使产妇得以留在家内生育。 　　汉代江南产妇到户外庐舍临时居住分娩的习俗是较为原始落后的，这种现象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具有密切联系。司马迁说西汉南方的开发很不充分，并实行粗放的耕作方式。“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部分居民“以渔猎山伐为业”。与此相适应的是当地的宗教迷信活动普遍流行，民间“信巫鬼，重淫祀”。上述情况延缓了风俗形态演变进化的速度，使社会上许多传统的禁忌习惯得以长期保存。 　　需要强调的是，民俗形态除了具有不同时代和地域方面的区别，即所谓“历史性”和“地方性”的表现之外，还有两项特征值得注意。第一是其“传承性”，随着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提高，上层建筑领域会发生“移风易俗”，但是风俗习惯的变革往往又不是彻底的、纯粹的，传统习俗会有或多或少的残余被继承保留下来，和新出现的风俗形态混杂在一起。第二是其“变异性”，由于周围各种自然、人为因素的差异和影响，在不同时段或是在不同空间之内的风俗习惯，即便是同属于某一种基本类型，也会发生自己独有的变化，从而出现种种差异。正如乌丙安先生所言：“民俗的传承性，绝不可以理解为原封不动的代代照搬，各地照办，毫不走样。恰恰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不同地区的传播，从内容到形式或多或少有些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变化。”本文探讨的就是汉代中原地区产育风俗的传承和变异发展问题，当地孕妇虽然普遍留在宅内分娩，但是还保存着某些旧习俗的残余，还发生过其他变异的形态。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到，在王充所言“江北乳子，不出房室”与江南产妇离家居住庐舍的风俗之外，中原地区还流行着其他产育禁忌的特殊形态，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排斥“寄产” 　　 　　汉代中原地区由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产育风俗也相对进步，产妇大多留在宅内分娩。此类史证甚多，例如：“广文伯，河东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时，适生，有人从门呼其父名。父出应之，不见人，有一木杖，植其门侧，好善异为众”。“陈仲举微时，常宿黄申家。申妇方产，有扣申门者，家人咸不知”。“(华)歆为诸生时，尝宿人门外。主人妇夜产。有顷，两吏诣门，便僻易却，相谓日：‘公在此。’踌躇良久，……”不过，社会上对产妇的禁忌虽然有所减轻，但是仍认为分娩之事为不祥，应该予以回避。如汉律规定“见(女半)变不得侍祠”。当时称妇女行经、临盆、小产排出的污血为“(女半)”，《说文解字?女部》日：“婵，妇人污也。从女，半声。”段玉裁注：“谓月事及免身及伤孕皆是也。”妇女来月经、流产或分娩称为“婵变”，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