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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管理思想剖析 　　法家的管理思想，建立在他们的历史进化论基础上。他们主张今胜于古，现实重于未来，管理要适应竞争，重视实力，其朴素效率观是其他学说所不及的。但是，他们的主张泯灭个体价值，弘扬霸权至上，是纯粹的现实主义者。法家的管理方法和策略，建立在人性嗜利的假设上，所有的治理之道都立足于利害计算。所以法家抛弃仁爱，重视刑罚。韩非的法治思想，以法、术、势的紧密结合建立其理论体系，强调君主之势，反对任贤，以赏罚二柄作为法制的基本内容，把法律工具化。韩非思想最有特点是他的术，他以君主和臣下的对立为前提，提出了一整套驾驭臣下、防范僭越、保证君主势位的技术方法，以“七术”察“六微”，成为后代用术的祖师。韩非管理思想给中国留下的遗产，是管理中如何处理目的和手段、道义和智能、伦理和经济关系的探索。后来历代王朝的儒法合流，对韩非的思想形成了不断调正和扬弃。 　　法家治国思想的基点——历史进化论和人性论 　　法家同儒家、道家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主张历史进化论。在商鞅和韩非的思想中，这种进化论思想十分明显。儒家往往以怀念三代时期的“黄金时代”为特征，道家也推崇上古的小国寡民甚至歌颂洪荒时代的自然，而法家不然，他们立足于当下，而不是迷恋于过去。这种历史观，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治国理念。 　　商鞅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他认为人类早期是建立在血亲社会上的，所以亲亲是社会的基本准则；“亲亲则别，爱私则险”，会造成私利的争夺，于是有贤者出现，以道义约束争夺；道义没有规制，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于是有圣人出现，定分，立禁，设官，形成有序的等级社会。所以，商鞅主张“世事变而行道异”。韩非对商鞅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逐于气力”。他认为历史是由“圣人”创造的，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圣人引领社会进步。最早是由有巢氏引领人民战胜了禽兽虫蛇，下来是燧人氏解决了饮食的腥臊恶臭，再下来是鲧禹治水决渎救民于洪灾，汤武征伐桀纣解民于倒悬。所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创新，时代的发展有赖于新的圣人。“今有搆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韩非以“守株待兔”、“削足适履”为例，不留情面地嘲讽了复古思想，“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在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商鞅和韩非的这种思想，得到了不少中国人的高度赞扬。 　　对于儒家“今不如昔”的论说，韩非是很不以为然的。儒家认为，古代道德高尚，当今世风日下。而韩非认为，古代不见得道德高尚。尧舜为天子，能够得到的物质享受还不如当今一个看大门的；夏禹治水劳苦，连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所以他们辞让天子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代“民不争”，是因为“人民少而财有馀”；当今争夺成风，是因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所以，社会管理必须根据这种时代变化而调整。大体上，法家主张，上古的管理可以顺应自然，中古的管理需要道德仁义或者智谋技巧，而当今的管理必须立足“争于气力”，东周以降的时代特征就是竞争，法制就是为“争”而设。这种“自然→道义（智谋）→实力”的发展过程，是进步而不是退步。可以说，商鞅和韩非是中国古代就着手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落后就要挨打”逻辑的代表，而且把“以力服人”作为社会变化的方向。 　　许多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著作都肯定法家的这种历史进化论。然而，这种肯定，往往是社会发展史教科书套路的一种折射，缺乏对其本质的思考。从管理学角度看，法家的历史进化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管理学说中瑕瑜互见。在积极意义上，法家思想正视社会的竞争，看到了资源的稀缺性，并由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治理框架。概言之，法家的追求是富国强兵，其基本手段就是通过竞争削弱别国，强大自己，以期在社会竞争中获胜。在先秦，法家思想特别强调竞争，由竞争而追求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在富国强兵的措施中蕴含了朴素的效率观。在这一方面，它可以有力校正其他学说的低效性，弥补其他管理思想在效率方面的阙失。在中国古代的各种管理思想中，要讲求效率，非法家莫属。正是法家的这一特点，使其在后来影响深远。历代执政者，不管表面上是否赞同法家，在具体管理手段上往往会采纳法家那一套。后来的帝王和执政大臣，只要打算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使用法家之术，甚至有时候口头说的是儒术或黄老，而具体举措却是申商和韩非。有些真诚相信儒家思想的明君名臣，一旦涉及到经世致用，往往会在儒家价值观之下变通运用法家手段。由此来看，法家思想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法家的历史进化论却会从消极方面冲击国家治理中的价值观，主张泯灭个体价值的人生观，弘扬霸权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