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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掠夺与反掠夺-历史论文 疯狂掠夺与反掠夺 文 潘前芝 华中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地，拥有众多的棉纺织厂。日军占领该地区后，继续推行其“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对棉花、棉纱、棉布等重要军事战略物资实行全面管制，对华中地区的纺织业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华中地区的物资统制，最初是由日本单独操纵进行。侵占华中后，同军在“军管理”的旗号下，强占了各种工厂140余家，其中纺织厂67家，然后将这些工厂委托给日本企业经营。同时，日本商人在军方的支持下在上海开设了很多大规模的纺织厂。 为了保证这些纺织厂开工，日军对华中出产的棉花实行严格的管制，指导曰商利用中国的棉花中间商和扎花厂商收购棉花。比如，要从南通运棉花到上海，首先必须请日本商行出面，到上海日本驻军申报领取棉花证明，再由南通的日本宪兵队查验棉花所在地及数量相符，在上海日军开具的证明上盖章，然后才能赴上海交验证明，领得“采办证”，重新回南通交宪兵队查验盖章，方可装运，送达目的地之后又由日商按照证明收取棉花之后，再盖章送缴原发证曰军部队核对销证。不缴属于“违法”，手续不全“许可证”作废。 1940年2月，由日本在华纺织同业公会上海支部、日本棉花同业会、上海制棉协会、落棉协会4家棉业组织，联合成立了华中棉花协会，作为曰军华中占领区棉花的统制和收购机关，负责对备类棉花的统一收购和统一配给。该棉业协会在各主要产棉区，如杭州、南京、南通、海门、启东、太仓、常熟、安庆等设立了支部。为避免出现争购，各个支部还大致划分了各自的收购区域。但日方人力有限，直接收购活动仍通过中国棉花商人居间进行活动，这使后面的民间私下交易棉花成为了可能。 尽管在日军刺刀下进行，棉花收购情况却并不如意。华中的棉花产量尽管在逐年增加( 1939年200万担，1940年300万担，1942年340万担)，但棉花协会收得的棉花却逐年剧减，1939年为190万担，1940年为170万担，1941年和1942年下降到120万担。这些已经收得的棉花，当然优先保障日商或曰方控制的纱厂。1941年初，上海的非日方控制的华资纱厂纱锭已不足59万枚，布机不足4000台。而日军和日商控制的华资纱厂38家，纱锭133万枚，布机18000余台，加上原有的日商纱厂，日本在上海纺织业中已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与El方进行了谈判，要求参与物资统制。日方为了新成立的“政府”的“威信”，在物资统制方面对汪伪有所让步，逐渐退居幕后，由汪伪政权的职能部门走向物资统制一线。 1941年9月25日，汪伪政府中央物资统制委员会（简称物统会）成立。物统会的任务就是对该区域准许移出主要物资每月标准之申请，对当地施行物资统制等。汪伪“实北部长”梅思平任主任委员。但日方之前成立的控制物资运销配给机构，如军票配给组合、商品贩卖协议会等仍继续存在，这就使得汪伪所获得的权力实际上非常有限。比如，中日在“物统会”中商定：江北棉产区由日商收购，江南棉产区归华商收购。但1942年收购棉花的时候，日本商行借口江南地区早已布置过收买网点，不肯完全撤销原来在江南建立的基层收购机构，强行在长江以南地区收买棉花，根本无视之前的划区收买协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对日不利，日方为拉拢汪伪政府，决定将物资统制权移交汪伪政府，由汪伪负责供应日军所需物资。双方达成妥协：取消之前成立的物统会，转而设立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作为华中沦陷区物资统制的督导机关，并由汪伪政府指派中国工商界有力人士组织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作为华中沦陷区物资统制的执行机关，日方工商界不参加这个组织的上层机构。 1943年3月15日，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在上海成立，会所设在静安寺路999号，理事长由当时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担任。3月19日，汪伪与日方又共同成立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简称“物审会”），其任务是“督导商统会完善地运用其技能，强化物资统制。”“商统会”成立不久，就公布了《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明确把棉花、棉纱棉布列入统制之列，规定由上海地区运往苏、浙、皖三省的物资，必须向商统会申请核发许可证。当时物资统制的主要对象一是米粮，二是棉花。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华中物资的“统制权”形式上正式转移到了汪伪政府手中。 “商统会”成立不久，适逢上海米价猛涨并带动了市场物价飞涨。汪伪政府当局认为这次涨价与投机者物资囤积有关，而且棉纱布及棉花原料的投机交易最为严重。4月l臼，汪伪上海市政府“经济局”开始实行棉花、棉纱、棉织品等18类主要商品储藏总登记，规定“如抗匿不报或以多报少，一经查实，立予严厉处分”。他们派出了150名检查人员，对上海180个仓库进行调查。10月，南京、镇江、江阴、无锡等地，也实行了棉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