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docVIP

《西厢记》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 《西厢记》写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为数不多，可是作者通过事件的发展和人物之间的冲突，接触到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封建社会中青年人的恋爱和婚姻问题。 张生和莺莺的爱情是一见倾心式的。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礼教壁垒的森严，青年男女苦于没有机会接近，很自然地会产生这种爱情。从佛殿相逢到墙角联吟之后，张生和莺莺就真诚地相爱了，他们互相愉悦的是彼此的容貌，互相倾慕的是彼此的才华。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自然吸引，没有考虑到门第和财产。这是当事人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家长专横的强制。显然这是和封建礼教的要求相违背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特点就是不承认青年人有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权利，而要由家长来包办，形式上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骨子里是讲究门第的高低，计较财产的多寡，完全不管男女双方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张生是一个“白衣秀士”，虽说先人作过礼部尚书，但身后萧条，“止留下四海一空囊”。莺莺是相国的小姐，她父亲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有着赫赫的声势。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都有所差异，而且莺莺曾经由相国许配给郑尚书的长子郑恒为妻，因此他们两相情愿的爱情就必然和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发生剧烈的矛盾。 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推动了这个事件往好的方向发展。张生和莺莺在患难之中更加巩固了爱情。老夫人当兵变骤起之时亲口在大庭广众下许下的婚约，张生用计退走贼军，成为这对年轻人得到幸福归宿的有力保证，看来他们的婚姻已经 “合法”化了。可是老夫人另有她的打算期，许婚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张生在她心目中不是门当户对的佳婿。于是她以家长的身分，拿莺莺曾经许配郑恒作为理由，一席话就把婚事推脱得干干净净，让张生和莺莺以兄妹相称。这就决定了这对年轻人不能结合。根据封建道德的教条，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的安排。可是不然，他们并不甘心屈服在这种封建压力之下。他们通过了曲折的道路，包括克服本身的软弱性和某些封建思想，以他们自己所能采用的方式进行了斗争。《西厢记》就是描写张生和莺莺和爱情之产生、发展、遭到破坏以及他们如何为爱情而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的过程。作者在剧本中所展开的冲突质上是维护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封建势力和要求自由表达爱情、自由结合的青年一代的冲突。 剧本中热情歌颂了青年一代对封建压力所作的斗争。张生和莺莺在红娘的支持和协助之下，用实际行动粉碎了封建礼教的枷锁。不用父母之命，不用媒妁之言，私下里结为夫妇。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教养来看，这无疑是最激烈的一种反抗方式。封建礼教认为这是极不体面的丑事，而作者大胆赞扬他们行为的合情合理。“拷艳”一场，作者通过红娘为他们辩护，赞美他们的自由结合：“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老夫人不得不接受既成的事实，偃旗息鼓，草草收兵。封建势力在这个主要回合里遭到了失败，但接着又作了反攻。老夫人强迫张生上京应试，使小夫妻饱尝离别的痛苦。作者在“惊梦”一场，通过梦中出现的莺莺，抒发了她“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强烈的爱情理想。 《西厢记》的结局是喜剧性的。剧本的基本冲突在第五本中仍有新的发展，张生和莺莺的爱情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考验。郑恒的从中破坏，正是仗着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定下的婚约，敢来闹事的。他极端藐视张生，口口声声“穷酸饿醋”，同样也是从门第和财产出发。而当这种手段无效的时候，他一口咬定张生和莺莺的关系是“先奸后娶”，造谣中伤张生，说他得官之后负了心。老夫人又要反悔这门亲事。这时候，张生和莺莺始终不渝的爱情战胜了一切阻挠。作者深深热爱他的主人公，不仅使他们在道义上获得胜利，而且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排除万难，终于有情人成了眷属。只是中状元大团圆的处理方法在今人看来仍有它的弱点，归根到底还是调和了矛盾，满足了封建势力代表老夫人的一些愿望。但是，或许在作者看来，这样的结局，已经是尽善尽美了。如果我们注意到元代的杂剧一般都是类似这样的大团圆结局，普遍都难以突破这个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起来看，《西厢记》这个剧本确实具有较明显的反封建的色彩。作为相国小姐的崔莺莺和白衣秀才张生的结合，完全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摒弃了门第、财产和权势；他们的结合又是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允诺，自择婚配；在他们的心里，始终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这种种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无视，都反映了封建社会千千万万青年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愿望。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它鼓舞了青年人为自身幸福而斗争的勇气，因此它遭到封建统治阶级恶毒的诬蔑和诋毁，加上了“诲淫”的罪名，禁止在青年中间流传。然而这不过是枉费心机，历代进步的文学家和广大的青年一直推崇和喜爱这部作品，剧中提出的“愿天下有情的皆成了眷属”，成为十分流行的话语。 《西厢记》的生命历久不衰，一直为读者所喜爱，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精心塑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