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doc

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 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 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 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 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 “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 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 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 群为研宄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 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 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 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 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 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 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 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 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 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 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 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 “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 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 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 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 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 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 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 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 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 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关键词“四化”协调发展；效率；城市群；空间 差异；中国 F291 A 1002-2104 (2015) 09-0100-08 doi： 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13 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和新时期经济社会格局的变 化，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 化”)同步发展，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根 本目标和关键措施，也是实现城乡要素公平交换和城 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从1953年我国提出“一 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党的十六大提出信 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再到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三 化同步”，再到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均契 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 “四化”协调发展理论的不同表现形式。中国正处于 “四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发展的协调性不断 增强，但是仍存在相互间融合互动不足、协调不力的 问题。从已有的研宄成果来看，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工 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多聚焦于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的互动发展问题， 多数研宄停留在“三化”协调发展的措施和政策两方 面，也有少数学者对“四化”的互动关系展开了较为 深入的理论研宄［1-4］，但尚缺乏实证分析，且采用的 多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对“四化”协调状态的测度关 注较少。 城市群是“四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城市空间聚集 的产物，也是都市区、都市圈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空间发展战略经历了 以小城镇为主一以城市为主一以城市群为主的演变过 程。近年来，随着中国“四化”的不断加快，城市群 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 区域［6］，在全国的经济格局中承担着战略支撑、增长 极和核心节点的重大作用［1，7］。党的十七大、十八 大报告都把城市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 城镇化的主体。“四化”的同步发展有利于城市群内部 产业布局、功能定位、基础设施的产城融合发展，统 筹推进，促进城市群合理布局，形成产业集群发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推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城市 群以高效发展为追求，城市群效益并非群内每个城市 个体效益的简单算术和，而是实现“1+12”的整体效 益。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在单 位时间内，在特定条件下，城市群要素资源所创造或 增值的“四化”协调发展成果，其有效价值量与人、 财、物投入间的比值，体现了城市群要素资源的有效 配置、规模集聚、合理利用、竞争能力和经营管理水 平［8］。目前，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方 面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研宄方法鲜见空间计量学方 法和GIS分析技术的使用。针对现有研宄的不足，本 文在前人［9］研究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