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建构可能.docVIP

“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建构可能 　　中图分类号：F0-059 　　文献标识码：A 　　 　　“一个不期望意想不到的东西的人，不会发现这意想不到的东西；对他来说，这种东西将一直不可发现，而且无法获致。”［1］“法律理想图景”正是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东西”，它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达致法制的（相对理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对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下简称《何处去》）一文的具体内容持什么样的观点，此文所提出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建构问题都需要被认真对待。至少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是否怀有这种“意想不到的东西”。 　　事实上，读完《何处去》首先给我的是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不经意想起了桑托斯的法律与地图的比喻［2］，又由《何处去》的论述想到：过去的20多年里（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降），我们身在中国大地，却拿着西方（或外国的“法律地图” ）按图索骥找寻着中国的法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和悲哀？ 　　但是，挫败之后的冷静使我认为法学界的“总体性范式危机”并没有《何处去》所说的严重，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危机，并且“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理论存在着失误而不可得。 　　在我看来，“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是一个必须经由理论来发现的过程。并且，我们无法一开始就完整地“画”出这幅“图景”，只能逐渐地发现“景致”，最终发展为一幅完整的图画。也因此，“法律理想图景图”及其要素应在一个持续地被提出、修正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 　　 　　一 　　 　　我赞成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缺乏“法律理想图景”的判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法学在过去的努力总体上是失败的。这取决于怎样看待理论发展和学者的贡献、工作特点，也和如何看待“法律理想图景”经由什么途径可得有关。 　　我更愿意把学者尤其是苏力、梁治平先生这类学者的工作视为一种积极的努力。 　　首先，任何一位研究者的言说、书写必定受到“当下”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和社会情势的制约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每位研究者都可能出现研究过程中的逻辑断裂和立场转变。比如按照邓先生分析的梁治平先生三个不同研究阶段出现了的观点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虽然法律的“理想图景”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学也的确没有“给评价、批判或捍卫立法或法制建设提供一幅作为判准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3］。但是“法律理想图景”乃是基于社会的实践并经由理论发现之后建构起来的，它是一个理论发展过程的产物而非一种先验的蓝图，并有赖于时间。因此，“权利本位”、“本土资源”或“法律文化”范式以及其他学说虽没能进行或完成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建构，但是把它们尤其是“本土资源”、“法律文化”范式理解为一种建构“理想图景”的努力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并不为过。它们都包含着对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考察以及目标的思考，其中也（暗含有它们的“理想图景”或某些“图景”）要素，当然它们或多或少具有邓先生所说的被“现代化范式”支配或者受“西方理想法律图景”控制的局限。这些不同的范式也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和视角来认识中国的法治问题。从一种较为消极的角度讲，这些范式更是从根本上启发了邓先生提出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论题，也是中国法学存在的问题凸现了邓先生的论题所具有的时代意义。由此可以进一步认识到，邓先生所批评的这些范式和理论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可以被看作一种在努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果理解有利于继承、认识和批判理论的话，我们需要对既有理论抱有更多的理解。 　　 　　二 　　 　　我之所以认为那些被《何处去》批判的范式或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并应对其抱有理解，并不是这些研究完全不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如果理论真的可以成为“真理”的话，只在于理论本质上允许被认识并可被修正。法学界只要还具有邓先生所讲的那种“理论”自觉生命［4］，我们就还具有修正理论的能力就不至于像卡夫卡所描绘的那样不知所以。在对既有理论和“图景”（要素的不断批判和修正过程中，中国的法学理论会不断成熟，“法律理想图景” ）也可逐渐被发现。当然，这种可能性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生产知识。 　　虽然我们具有建构或发现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可能性，邓先生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及时、必要的，或许正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可以使我们避免走向深渊。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和反省的是《何处去》中所批评的两个问题，即：（1）缺乏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切实关注和研究［3］4，（2）在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之下对西方理论、制度的不加批评和检视的简单运用，并与文化霸权“合谋”［4］10，这会断送我们的理论自觉。这两者都阻碍了我们建构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 　　在我看来，对邓先生的提醒还须注意到两个相互关联、交互作用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我们对中国的现实缺乏足够的观察，这导致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