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艺术品市场温故而知新.docVIP

30多年的艺术品市场温故而知新 　　从苏富比拍卖行进入香港市场算起，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30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形成过三次大规模的浪潮。今天看来，每一拨浪潮都不是偶然。 　　 　　80年代：老派收藏+行家 　　1980年的春天，香港苏富比举行了仇炎之的第一场私人专场拍卖。为私人收藏家举行专场拍卖，这对于拍卖公司来说尚属首次。这一场拍卖如同一支兴奋剂，让香港的艺术品市场热闹起来。仇炎之是与大卫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芭芭拉?霍顿(Barbara Hutton)、胡惠春、安宅英等收藏家皆有交易的出色古董商，也是优秀的收藏家。1949年他从上海迁居香港，一直住在跑马地，1967年退休于日内瓦。仇炎之对收藏有三个基本信条：藏品珍惜，纹饰精致无瑕疵，保存完美。 　　为了满足不同地区的需求，仇炎之的藏品中，明清瓷器归于香港拍卖场，早期陶瓷及青铜器则留归伦敦。尽管如此，香港客人仍然在三次拍卖中独占鳌头。香港的这场拍卖，焦点集中在一对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及一只高足杯。这两只鸡缸杯一件被香港银行家亦为收藏家的马锦灿以528万港元购得，另一件鸡缸杯和高足杯，连同仇炎之第二场及伦敦专拍中的稀有官窑精品都被香港收藏家区百龄买下。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收藏的途径以向古董商购买为主，或藏家之间的相互易货。如果眼力稍差，或者没有行家的推荐，收藏并非易事。赝品充斥古董商店，买主以假当真，上当后才得知概不退换，很多藏家高兴而来，败兴而归。1973年，苏富比与连卡佛合作，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当时拍卖类别单一，只有中国古代陶瓷，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硬通货”。拍场中以日本客人为主，他们购入早期陶器种的精品。日本战前最大的古董商之一――茧山龙泉堂在香港苏富比的第一次拍卖中，买下两件15世纪青花瓷器，其中一件是明宣德青花棱口团龙纹碗，原为英国阿尔弗雷德?克拉克（Alfred Clark）夫人的藏品之一，卖价19万港元，创下当时瓷器价格的新高。另一件是明成化青花岁寒三友盘,卖价16万港元，这两件瓷器现存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这一次拍卖正值中国艺术品市场上升中期，结果之好超乎大家的想象。 　　仅相隔4年，香港收藏家在明早期青花收藏方面已经开始占据优势。香港人所购入第一件百万高价瓷器为1977年5月卖出的明宣德青花缠枝花卉高足碗，以126.5万港元高价成交。1978年11月拍卖出的一件明永乐青花执壶以220万港元成交。此后香港以及台湾地区收藏家控制了市场，日本买主只是偶得执牛耳。此时，在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正面临着新的建设，改革开放呼之欲出。 　　1985年，另外一位著名的中国古董商戴福保（J.T.Tai）为筹建基金会，出售了一组有趣的瓷器。戴福保与仇炎之是上海同乡。这一次拍卖中，有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由香港张宗宪以110万港元购得。在上世纪80年代，清代瓷器不是收藏的主流，当时的收藏观念，第一阵营当属宋瓷与明代永宣时期瓷器，第二阵营是元青花。然而在21年后，这只非主流的清代瓷器卖出了1.5亿港元，创了一个天价。而早年高价的宋瓷以及永宣时期的瓷器，却没有明显的涨幅，按经济通胀率来看，甚至有些低于20年前的价位。 　　仇炎之与戴福保民国时期开始经营古董，属于老一代的古董商。最初为了生计，古董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营生手段。随着生意做大，以及后期定居海外，与西方收藏家有了频繁交往。西方人对收藏古董进而创办博物馆，公诸社会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传统的古董商。于是他们在生意之外，由行家转为了藏家。但对于藏品的选择，依旧延续老派传统，金石、青铜、宋瓷、永宣。这些收藏在他们生前都没有大规模出售过。 　　同一年，香港苏富比推出了民国年间大收藏家胡惠春“暂得楼”的专场拍卖，西方收藏界习惯称呼他为J.M.Hu。胡惠春以明清官窑瓷器作为收藏核心，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两次把自己收藏的陶瓷器共359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胡惠春对于藏品的要求，必须是全美。“暂得楼”是他为自己的收藏所起的堂号，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翰海今年秋拍中的那件明嘉靖青花五彩鱼藻纹罐即为胡惠春的旧藏。 　　时至1986年，一件曾在8年前出售的明永乐青花执壶再次出现在市场，并以374万港元成交，是之前的3倍。这一年的11月与1987年，收藏家赵从衍两次推出私人专场拍卖，使平静许久的市场再度活跃。赵从衍是香港四大船王之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联合国对中国和朝鲜实施禁运，运往中国内地和朝鲜的货物运费每吨高达150美元。此时，赵从衍冒着战火，带着船队走了几回险程，赚取丰厚利润。上世纪70年代是香港航运业的高峰期，赵从衍旗下的“华光”于1973年在香港上市。赵从衍和夫人倪亚震志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