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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行音乐包装设计的文化属性探源 　　【摘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提高的前提下，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逐渐向高层次、多元化演变，因此，流行音乐音像制品包装设计只有准确的把握好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大众文化与个性表现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设计出符合时代要求优秀的音乐包装。 　　【关键词】流行音乐　包装　文化属性　精神实质 　　 　　作为大众传媒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既存在着大众文化的共性，又因其自律性及特有的语汇形成了较独立的艺术体系。在一定层面上，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较为客观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大众心理及精神风貌。这也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包装设计文化层面的变化。 　　而文化属性的界定向来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按照惯常的说法，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还有一种较为狭义的说法认为文化是指历史、文学、艺术等精神层面的积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音像制品因其与中国当代民众生活的密切关联与割舍不断的精神内蕴，其所蕴含的文化属性也是复杂的、丰富的。 　　流行音乐音像制品的包装设计同其它商品的包装设计是有着显著的区别的，同酒类、烟草、食品等商品相比，它所包装的物品并不是纯粹消费性的物质，音乐的存在更主要的是基于人类精神层面的，这也使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音像制品的包装设计比其它商品的包装设计存在更高的难度。一方面它必需具有保护、美化商品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它又必需与所包装的内容――即音乐作品要一致、吻合，要利于音乐作品精神实质的体现。 　　因此，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音像制品的包装设计作为当代流行音乐的载体，具有比其它商品包装更广泛深刻的文化属性。 　　1　时代性 　　音像制品的包装必须在设计风格上与音乐作品本身的风格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进而承载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典型的文化特征，易于听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对一个民族。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倾向作更为深入地感悟和理解。 　　音乐音像制品包装设计伴随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成长一同走过二十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从单一到多元化，从幼稚到成熟。共同展示了一代人的思想倾向，审美习惯和他们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内省。如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图1)，封面设计以与摇滚曲的节奏、配器、演唱风格协调一致的构成元素组织画面，用视觉传达的形式表达文革十年后一代青年张扬的个性，反叛禁锢的前卫意识。用崔健自己的话说：“很过瘾的，人性超越质的那种感觉”。崔健的另一个专辑《红旗下的蛋》(图2)的封面设计与音乐作品共同以双关性的隐语阐释了一代人的夹缝处境及内心躁动，用强烈的节奏和音量的挑逗重塑了“群体狂热现象”。在宣泄、释然的同时，给人一种空谷足音之感，在强调音乐娱乐性的同时又蕴涵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再如音乐专辑《百年百代一百首》(图3)和达达的专辑《黄金时代》(图4)在设计上也都将时代文化的特征作为主要的元素，对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化的属性进行了视觉的概括。 　　 　　 　　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当代流行音乐一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流行音乐无非就是卡拉OK，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忽视了流行音乐独特的“载道”功能。其实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同文学艺术一样具有超乎物质性之外独立的精神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当代中国民众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的缩影。以节奏和旋律的形式表达了被压抑已久的迷惘、愤怒、反叛的心声，用对生命感觉的真实表达引起艺术上的共鸣。它直接作用于灵魂，通过灵魂、精神影响到文化。 　　2　大众性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音像制品包装设计的另一种文化属性即它的大众性。它打破过去长期以来纯音乐艺术和严肃性作品一直占据着的统治地位，打破了社会的等级次序，使音乐真正能够融于普遍民众的生活，去关注、描述劳动阶级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意识。使音乐不再只是为少数人创造和享受的奢物，不再只是“象牙塔”里的供品。如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在大陆的播放使《万里长城永不倒》、《万水千山总是情》等歌曲广为传播，带动了港台流行歌曲开始流行。内地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其中以谷建芬创作的中国校园歌曲成就最大，如《脚印》(1981年)《采蘑菇的小姑娘》(1984年)《我多想唱》(1986年)《妈妈的吻》(1986年)等。伴随着流行歌曲的进一步传播，以及音乐产业市场的形成，其产品包装亦呈现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因此，可以说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音像制品的包装设计对音乐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不可或缺的作用。 　　3　审美性 　　审美性是流行音乐音像制品包装的最基本属性。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融合，中国当代的设计师们对音像制品包装设计的文化属性的注入和拓展也越来越重视。如何把音像制品包装设计的更有美感还是设计中首先要把握的原则，设计师还应该正确地把握音乐原著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