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郎周行康 登山者头永远向上.doc

“十一郎”周行康 登山者的头永远向上 　　对备受娇惯的现代人来说，山上的日子几乎是日常生活的反面：既不英雄，也不浪漫，“那是要命的事”。但登山者的头永远是向上的，因为他们对山有欲望 　　 　　在他眼里，登山不是运动，而是活动――“先得活下来才能动”。 　　周行康，江湖人称“十一郎”，资深登山爱好者，最早参加中国登协专业培训的非专业人士。2000年，他正式开始攀登，玉珠峰、慕士塔格、厄尔布鲁士、阿空加瓜等各大洲高山已经先后被他征服。不过他说：“我们这个圈里不讲征服，讲征服的都是外行。” 　　一般的运动有固定场地、可在短时间内完成，足球场永远那么大，一万米永远那么长，跳远的沙坑永远就在眼前。山峰的情况却变幻莫测，同一座山同一条线路在不同季节都是完全不同的面目，平时还有几分温柔，但风雪一来很快就危机四伏。 　　其他运动还有观众，但在登山途中，没有人摇旗呐喊。自己烧水做饭，自己除霜铲雪，累了脏了不能洗热水澡，刮风下雪自己动手搭窝，在陌生的山峰上选择营址，在冰坡雪坡上修路。自己面对大自然、做出决定并且承担每一个决定的代价――忘搽防晒霜，嘴唇就可能肿成香肠，无法进食；一感冒就得下撤，否则就要面临生命危险。 　　对于备受娇惯的现代人来说，山上的日子几乎是日常生活的反面，既不英雄，也不浪漫，“那是要命的事”。 　　 　　“登山是一种白色毒品” 　　山下是舒适和安全，山上是艰难和危险，为什么还要上山？ 　　“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你只能选择怎么做，不能选择不做，比如上学、工作、孝敬父母，可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几十年，总有点事情应该是你自己决定去做的，登山对我来讲，就是这么一件事，在有限的人生里如何能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登山这些年，周行康身边已经有六七位朋友在山上没能够回来，父母也并不支持这个爱好，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他的决定。他说：“登山是一种白色毒品，尤其上了高海拔。” 　　高海拔的风险当然比高尔夫大得多，但“十一郎”对自己控制风险的能力颇为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他的技术、经验以及长期在大小登山队担任队长的积累。他认为登山的几大危险都有办法预防、减少甚至避免：高山反应、体能衰竭等个人身体的原因，可以在人员选拨和相互观察的过程中及早发现；操作上的失误，要在技术和态度上解决它；天气变化和地形地貌带来的突发状况，比如大风、降温、冰崩、落石等，通过前期了解和现场观察，亦可以控制风险，比如可以购买国际小区域天气预报；实在遇到困难就往下撤，不能被求胜欲冲昏了头脑，退也是一种智慧。“前年有位山友只登过黄山就去登珠峰，结果遇难了”，周行康说，“登山特别讲究循序渐进，我不会跨越式地做一些做不了的事情。” 　　“登山不仅仅是面对山、面对自然，实际上是跟自我的一次较量，如何去看待自己，延伸自己，都可以在过程中折射出来。人生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养成的过程，登山是特别适合我的途径。” 　　从大学时背包去700米的山里转悠，再到后来的高海拔。每一座山，都在他的生活里留下了一点什么，有失去朋友的伤痛，有劫后余生的惊险，还有冻掉的脚趾甲盖。 　　每一次出发，他的内心像装了一个发动机，咕咕作响，一边倒计时，一边开始准备物资、研究资料，开始每周训练，推掉一些吃喝应酬的场合，改变整个生活方式；但每一次到达，他也不狂喜，好像吃了冰棍，含在嘴里慢慢回味，不断地想起一些好或不好的细节，他相信人的视网膜是最好的底片，总是能记住那些难忘的情境。 　　登珠峰就像走楼梯上国贸 　　周行康攀登过的山峰其实不算太多，至少在数字上比不过那些狂热的职业登山者。“好的登山季节也是好的工作季节”，像他这样的爱好者，往往只有在工作间歇才有时间去登山。 　　2000年，他带领一支登山队成功登顶青海玉珠峰，那也是他高海拔之旅的起点。此后几年，他的主要精力都在组织攀登活动，身边渐渐聚集起一批同类，王秋杨、王石等商业精英均在此列。这个小圈子也是国内较早开始登山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的前辈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开启了中国登山史的“政治攀登时代”，而他们辟出一条自主登山的新路。 　　那时还没有发达的资讯流动，没有海量的攻略分享，他们的行动全靠自己研究、互相鼓励。1997年，十几个“同伙”就结伴去西藏、看珠峰，在距离珠峰100公里的久乌拉山口，天降大雪，一行人只能步行通过，后来又拦到一辆拖拉机，终于抵达大本营。那是他第一次来到珠峰的脚下。 　　2003年，央视直播了轰动一时的攀登珠峰活动，周行康也是主要组织者之一，他负责在海拔6500米的营地监听通讯中继站，并且在那个高度生活了30多天，没有登顶的任务。但这一次，世界最高峰离他更近了。 　　“对别人来说，那是世界最高峰，但对我来讲，那里太熟悉了。总会找个时间去试试，但如今六七十岁的人也能上珠峰，我不着急。” 　　登山者的头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