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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价格虚高背后利益链 　　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的暴利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据《现代快报》报道，牙科诊所中一颗售价2500元的纯钛烤瓷牙，出厂价只需160元。 　　 早在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就有提案，揭露医疗器械市场的黑幕：一个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前不久卫生部传出消息，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将高值医用耗材纳入“集中招标采购”的相关事宜。但时至今日，措施仍然迟迟没有出台。有评论称，改革涉及太多的利益调整，要真正推动阻力重重。 　　 “凡是招标中标的产品，基本都死定了。招标的药品、医疗器械、耗材，都在医院里推不出去。”曾多次参与卫生部法规起草工作的卫生政策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授卓小勤，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这是一个太复杂、太沉重的话题。”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说中标产品基本都“死定了”？ 　　 卓小勤：用“集中招标采购”的办法，把采购权控制在政府手里，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医院“以药养医”。但是，最终的处方权、使用哪款医疗器械的决定权还是在医生手里。因为医患双方在专业知识占有上存在差异，患者往往很被动，经常是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在广州打过一场官司，原告的老伴要做心脏支架，并在手术前与医生说好放3个。那个支架是记忆合金，很昂贵。手术过程中，医生突然出来问家属：“有钱吗？还需要放。”那种情况下，家属只好说：“救人要紧，你看着放吧。”结果最后放了17个支架！到底有必要放那么多吗？只有医生知道。 　　 所以，医患关系是一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临床中，医生完全可以向患者介绍非采购招标的产品，并以“患者需要”为由要求购买这类产品。这样一来，采购招标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因为使用“集中采购招标”的药品，医生拿不到回扣，没有动力去推。这是导致“集中采购招标”屡屡落空的重要因素。 　　 《中国青年报》：医疗器械价格虚高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链？ 　　 卓小勤：这个利益链的头两个环节，就是医院和生产企业。企业定价越高，医生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荐这个产品。产品卖得好，医院和企业都得利。这就使得负责产品流通的销售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强，这是第三个环节。第四个环节是媒体和广告商。第五个环节就是一些腐败官员。只有新产品才可以重新定价，所以为了定个高价，企业就不断申报新产品。这些都需要政府审批。再往后，就是医生，通过回扣来获取经济利益。整个利益链的每个环节都会在医疗器械或药品的高价中分一杯羹。唯一的受害者就是患者。 　　 《中国青年报》：利益链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卓小勤：这都是“以药养医”政策的后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医疗资源不足，国家就给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即在药品、医疗器械采购价基础上加价25%，作为医院维持发展的经费。这直接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 　　 第一，市场得到信号，定价越高越好销。这是导致医疗器械价格和很多药价虚高的最直接原因。 　　 第二，大家发现做药、做医疗器械赚钱，于是县县建制药厂、医疗器械厂，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复。这些企业要生存，就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虚高定价、给回扣。这就造成整个产业结构的混乱。比如医药代表的本职是介绍新药品和器械，让医生能尽快掌握其用法。但如今医药代表的主要职能成了“做回扣”。前不久，一个业内的朋友跟我说，一个顶尖的骨科医生一年可以拿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回扣。 　　 《中国青年报》：对于医生拿回扣，有关部门已经加大了监管力度。《刑法》中，把受贿罪主体扩大到医务人员。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 　　 卓小勤：在一次全是医生的聚会中，我问大家怎么看“拿回扣”以及“检察机关反贿赂”。大家说“很紧张”，但都觉得“法不责众”。还有人说自己主动退了回扣，有的说退了3万元，有的说退了5万元。他们就骂那个退5万元的：“你退那么多，别人会说我没退干净。” 　　 我又问他们：“现在不敢了吧？” 　　 他们说：“现在不怕了，检察官的老婆都去做药了。” 　　 所以，直接针对医生个人的“反贿赂措施”治标不治本，不能根治医生“吃回扣”。 　　 但说句老实话，没有哪个医生愿意违法。我曾在一个国内著名的医学院教了一个学期的卫生法学实验课。这些学生提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拿回扣、收红包犯不犯法上。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即将走进这个行业，已经知道这个行业的潜规则了，也要抉择。 　　 《中国青年报》：有人说，患者普遍有买贵不买贱的心理，这对医疗器械的暴利也起到助推作用。您怎么看？ 　　 卓小勤：病人是被动的，关键是医生怎么引导和教育病人。以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