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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拓展】关汉卿：他的舞台永不落幕 一 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他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时隔千年，他的作品仍在国内盛演不衰；斗转星移，属于他的舞台永不落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高中语文教材换了一套又一套，课文更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关汉卿的《窦娥冤》却始终没有从课本中淡出。为什么？善良的人们从至善的窦娥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芒；正直的人们从不屈的窦娥身上看到了抗争的力量；嫉恶如仇的人们从窦娥的桩桩誓言的应验中看到了正义的不可战胜；渴望光明的人们从邪恶的最终毁灭里看到了明天的曙光。　　 二　　为什么饱读诗书的关汉卿，离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心贴得那么近？是历史的选择！说是历史的选择，那是因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族统治者，将儒士彻底遗弃。这样的历史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历史。　　唐太宗曾经笑看着那些匍匐在他脚下进士们，得意洋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再读读宋真宗的《劝学诗》吧——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分明是封建帝王在向读书人吆喝，在向读书人做交易——功名富贵全在朕的手中，你们只要读好儒家圣贤之书，你们只要能做到金榜题名然后并为我所用，功名利禄啊都会在前面向你招手，向你微笑。　　君王将读书人攥在手心，就意味着稳定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立国基础。封建君王将权力与天下的读书人共享，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在科举中、也在为君王的效力中得到体现。他们这些踏上了仕途的读书人，秉承着儒家的忠义，居庙堂之高固然是鞠躬尽瘁为君王打理江山，即使被贬谪、被流放，身处江湖之远，也仍心系君王。　　柳宗元作《捕蛇者说》，虽不无悲悯情怀，但仍对君王心存幻想，否则篇尾怎会满怀期盼地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之”？　　白居易赋《琵琶行》，与其说是对琵琶女的同情，倒不如说是白居易的自怜，是忠而见谤、贤而见弃的悲怨。如果不是邂逅相遇，他与琵琶女的心灵距离仍相距遥远。我们即使读他不朽的《卖炭翁》，读出的仍是士大夫居高临下的悲悯。　　只有在关汉卿的笔下，我们才可以读到生活在人间地狱中的人们如此绝望的声音——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也只有在关汉卿的笔下，你才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这的是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　　声声泪，字字血，呼天抢地，痛彻骨髓！这样的文字，没有半点温柔敦厚，有的只是杀伐之气！这样的文字，是控诉，是声讨，是檄文，是火山爆发般的冲天怒气的大宣泄，是大绝望之后的大清醒！为什么这样的文字，只能跳跃在金末元初的关汉卿的笔下，而不会闪现在柳宗元、白居易的纸上？因为，关汉卿就是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底层的人群中的一个！　　　　 三　　读书人在元代的地位如何？　读明代宋濂编撰的《元史》，你就会找到答案。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但是，他只相信蒙古弯刀的神功，他只相信蒙古铁骑的神勇，他驰骋大漠，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在他的眼中，文弱的儒士有何价值？元太宗窝阔台平定中原之后，他的丞相耶律楚材提出以“儒术选士”的建议，窝阔台虽然当时曾一度动心，但在现实中却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是什么阻力呢？《元史》只以“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做出了解释。元世祖忽必烈，也曾与丞相等大臣讨论过恢复科举制度一事，但《元史》记载的仍是“而未果行”与“事未施行”。直至元仁宗皇庆三年（公元1314年），科举考试才真正实现了，这才有了元代的第一批进士。不过，此时离元太宗入主中原已近一个世纪了！　　关汉卿有生之年是否见到了元代科举制度的实施呢？按文学史一般的说法，关汉卿“约生于十三世纪初，卒于十三世纪末”（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由此看来，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根本还没有恢复科举，他是无法参加科举以跻身仕途的。因为，元代统治者，根本就没有给关汉卿这样一条通向功名利禄的阳关大道。处在元代这样一段以科举求进身之路中断时刻的读书人，那么在干些什么呢？忽必烈的翰林学士王鹗描述了这些读书人的出路：“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何为“执刀笔以为吏胥”？不就是为衙门官府抄写公文，做个职业写手吗？这样的人，还会有自己的思想？还会有独立的人格？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