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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刑事和解工作遇到问题及对策 　　一、刑事和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原因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比例低 　　受传统的重刑思想影响，当前对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仍然显得底气不足。 　　第一，检察环节的自由裁量权适用比例不高。例如，不起诉权的行使，所占比例仍然较低，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怕适用不起诉被指责存在权钱交易；二怕被害人调解后反悔，不服提出申诉，上级业务部门认为案件质量存在瑕疵。以石狮市院为例，2007年该院轻微刑事案件有326件412人，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仅28件31人，适用案件的比例和人数分别只占8.6%和7.5%。 　　第二，检察人员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受传统的就案办案做法所产生的思维惯性和操作方式影响，一方面，检察人员化解当事人双方矛盾纠纷的经验欠缺。另一方面，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能力、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是导致刑事和解案件所占比例不高的另一重要原因。 　　（二）犯罪嫌疑人、被害方双方签定和解协议后，被害方态度出现反复甚至反悔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可以考虑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后，检察机关在询问被害方对于嫌疑人处理的态度时，被害方经常一反协议上的谅解条款，不同意对加害方从轻处罚。一般会要求对加害方多关几天，或称只是经济上不再要求赔偿，刑事责任方面要求严惩。这种情况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突出。 　　其实，这种情况有着较为合理的心理渊源。对于被害人家属而言，基于亲人死亡这种不可逆转的后果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上无法平复，或者虽暂时平复但随着生活的继续失去亲人带来的不便会再度呈现。这种情况不同于轻伤害案件，在轻伤害案件中，被害人的心理往往随着伤情的愈合而平复，适用刑事和解较少后遗症。而肇事者属过失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刑事制裁与监禁改造必要性较小。同时，被害方的反悔是否一定程度上违背诚信原则？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显然需要司法机关更高的处理艺术。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必然应探讨不同于处理轻伤害案件的新做法。 　　（三）检察院是否主动介入刑事和解各地做法不一 　　石狮市院的做法是一般不主动介入。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则根据双方提交的和解协议在征求被害人意见，确认调解是否自愿的基础上作出撤案或不起诉等不同处理。 　　而其他不少检察机关则采取主动介入。例如，山东省烟台市检察院实行的“平和司法”，当事人之间的和解程序就是由检察机关启动的。我们认为，绝对的介入或不介入都是不可取的，都有悖检察职能：绝对的介入有悖检察机关的追诉犯罪职能，和解毕竟是私权，是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权力，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过分介入可能造成对私权力的一种侵犯；绝对的不介入则有悖检察机关的服务职能和参与社会和谐进程应有的主动性、积极性。 　　（四）各地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掌握尺度不一样，可能导致评价案件时存在不同结果 　　轻缓刑事政策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政策基础。对于不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则应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中仅对适用快速办理机制的轻微刑事案件提出具体适用条件，对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的标准和尺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省人民检察院并未出台相关工作意见，司法实践中各级检察机关对案件轻重程度掌握不一。 　　例如，相同的案件有的适用和解，有的适用起诉，反差较大。这样，可能会导致司法不统一，同样的案件得不到同种处理，同一起案件不同地方评价结果相矛盾，结果导致具有相似犯罪情节的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如此，必然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任由这样的局势发展，司法权威必将遭到质疑。 　　（五）犯罪嫌疑人因赔偿能力的不同，导致案件处理结果不同 　　如果犯罪嫌疑人家庭条件好、赔偿能力强，能满足被害人提出的赔偿数额，容易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适用刑事和解的比例较高，其处理结果将是不起诉或从轻处罚。相反，如果犯罪嫌疑人经济困难、无法承受大额赔偿金，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机会就相对小些。因此，进行和解的比例较小，其处理结果则将是起诉或不予考虑从轻处罚。 　　例如，施某故意伤害案，施系未成年人，且系某中学在校生，因向其同学陈某讨要网络游戏装备发生纠纷后，施某即窜到陈某家中，用刀将陈砍伤，致陈轻伤。案发后，施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其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陈某人民币7.5万元，并取得被害人陈某谅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施系未成年人，且系在校生，案发后又投案自首，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本案的赔偿数额是7.5万元，假设是7500元，那么和解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对施某的处理结果将起诉。很明显，犯罪嫌疑人可能产生因贫富不均而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