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职务犯罪信息情报发现能力途径.doc

提高职务犯罪信息情报发现能力途径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职务犯罪的发案规律和作案手段也呈现出隐蔽化、计划化、组织化、智能化、复合化等新特点，从而导致了职务犯罪的信息情报匮乏，往往影响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展开。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局面决定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要高度重视犯罪后案件线索的发现能力问题。笔者基于长期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实践，针对如何加强职务犯罪信息情报发现能力，试作如下论述。 　　 　　一，制约职务犯罪信息情报发现能力的因素 　　 　　第一，举报线索来源萎缩，举报制度有待完善。通过举报获得职务犯罪信息情报曾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最主要的来源，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举报制度中存在对举报人保护不力、对匿名举报重视不够等问题，导致举报的群众得不到有效保障，群众举报的线索数量逐年萎缩。虽然法律中明确规定应当保障举报人的安全，但规定过于原则无细化保护举报人的具体措施，缺乏可操作性。知情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和不敢署名举报，更多的举报转向了匿名举报。而相当数量的匿名举报缺乏实际内容，信息质量较差，给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防范工作带来较大的难度。实践中根据匿名举报线索侦破的案件比例也较低。对匿名举报侦破率低又反过来影响到群众匿名举报的积极性，群众举报的线索来源也由通畅转向了不畅。同时，由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专业性和隐蔽性，犯罪手段越来越趋向狡猾，一般群众客观上往往很难获知职务犯罪的具体情况，流向检察机关的群众举报线索也就越来越少。 　　第二，控告型与自首型案件来源匮乏。一般来说，职务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及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很少有具体的被害人。而即使因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受害的国家单位，出于考核、单位名声等多方面因素考虑，大多单位会选择内部处理并封锁消息而放弃向检察机关控告。所以案件线索来源中通过被害人控告途径获得的比例很低。另外，由于职务犯罪者社会地位较高，自以为犯罪行为不被外人所知，侥幸心理较强，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极少能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自首案件。 　　第三，主动发现平台缺位。由于职务犯罪案源渠道的不畅，许多基层检察院将思路转向了主动发现获取信息上。但与公安机关拥有广泛的类似特情、侦查耳目、线人等社会基础资源不同，检察机关缺乏广泛的社会资源平台。加上职务犯罪的隐蔽性大，知情人一般都与犯罪人具有共同的利益，很难找到有效的线索来源。与此同时，虽然检察机关积极与有关职能部门之间建立信息情报互享机制，并以此作为检察机关发现职务犯罪信息情报的有效平台，但目前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审计、银行等部门之间尚无健全的信息共享和交流制度。因此这些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有价值的职务犯罪信息情报或其自身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可能涉案的信息也往往难以被检察机关掌握，检察机关主动发现获取职务犯罪信息的工作受到制约。 　　 　　二、检察机关提高职务犯罪信息情报发现能力的必然途径 　　 　　(一)通畅群众举报渠道 　　首先，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对署名举报的保密制度，并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虽然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中明确规定“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该规定原则性大于操作性，具体的保护措施、保护机关以及未能尽到保护职责的法律责任等等都没有明确，很难在实践中得到执行。因而有必要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制定相应适当的具体措施来保护举报人。如在移转举报材料时隐去举报人的信息；对举报人遭受免职或其他报复时提供及时和全面的保护；严格控制对举报人信息的知情面，禁止披露举报人信息等等。将举报人保护的具体措施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对举报渠道的通畅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检察机关应当提供畅通的举报途径和规范的举报处理制度。目前很多基层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提供了网上举报、信访举报、电话举报等多种无障碍的举报方式，畅通的举报途径正在逐步形成。但举报处理的规范化程序要进一步完善。举报处理的规范化程度涉及到举报能否得到及时处理和举报结果能否得到及时反馈。只有对举报及时处理和及时反馈，才能增强举报人对检察机关的信心。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如果控告材料经查不立案的，应将不立案理由通知控告人。该规定只明确要将处理结果和理由反馈给系被害人身份的控告人，对举报人是否应该反馈、如何反馈都未作规定，更不用说对匿名举报的反馈了。刑事诉讼法同样也规定要及时处理举报材料，但并未明确的期限规定，很多线索因为可查价值的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到举报人对检察机关的信心，而检察机关面临举报线索萎缩的原因之一正是举报人对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信心的逐步弱化。在实践中，一旦检察机关对某一个领域的职务犯罪侦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领域涉案举报线索数量就会突增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