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交代——《送法下乡》自序.docVIP

世纪末的交代——《送法下乡》自序 一 . 1996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在法学界引出了一些动静。除了 不少赞扬之外,也有不少怀疑和批评。对于所有这些赞扬和批评,我都真心地表示感谢;即 使是有些人说话很重,甚至有点决心要意气用事或“上纲上线”的意味。说句很俗的话,批 你也算是看得起你了:至少你的观点、 论证让他 /她感到有点激动, 感到不吐不快, 非要同你 干上一架不可。而这些辩论会迫使我审视一下自己是否有什么错误、缺陷,至少也可以了解 别人是怎样看这些问题的,是从什么角度、基于什么假定看这些问题的,这些实际上都对自 己是一种鞭策;尽管我对自己的观点至今还死不悔改。也许唯一不能原谅的只是极个别人自 己承认连书什么样都没见过,仅仅听说了这个书名就开始横溢(横行?)他的才华了,这种 学风和文风是任何学界不应容忍的。 但是,我多少也还有些失望,我觉得很多批评甚至包括某些赞扬都基于一些大而化之的 误解,并且往往都只关注诸如像“本土资源”这样的词。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被贴上了不少 标签, “保守主义” , “后现代主义” , “法治本土化” ,甚至被称为“危险思潮”等等。一些学 者认为我是主张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来重建中国法治; 在他 /她们看来, 中国文化本身不存在 任何现代法治的基础,因此我的说法只是一种美梦;也有学者认为我是主张拒绝吸收外国法 治和法学经验, 认为我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有可能走向封闭。 这种误解也许是注定的, 因为即使“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 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对应物” ; [1] 更何况我的并非全新也并非历史创举的观点呢? 然而,我还是想在此可以对这些问题说明一下,也算是对朋友们的一个交待,甚至是一 种尊重,因为“有来无往非礼也” 。但为了避免人们说:“你改口了” 。我还是引证原书上的一 些文字,括号内是原书页码: 关于本土资源是否等于传统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中有无现代法治的基础: “寻求本土资源, 注重本国的传统, 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去寻找, 特别是从历史典 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 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中,当代 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 ” “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人口的流动,应当说使宗法关系或变相的宗法关系得以强化的 经济基础制度将不断削弱。我之所以强调借助中国的本土资源建立现代法治,正是在经济体 制变革这一根本前提下” 。 (页 14-15) 关于法律移植,我确实认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我的观点基于字面上的法与实际的法的 区分,或更大一点说,法学与法制 /治的区分,在我看来: “即使 [是 ]紧密关注实际的法学研究对当代法制的影响也主要是一个正当化的过程,最 多只能对法制的形式结构和正当化论证产生一些影响。而法制是从社会中生发出来的,其实 际运作可能符合、但不必然甚至不必须符合某个或某些法学研究成果。 “??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 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 (页 287, 289;省略了着重号) 。 我不想再多引证下去了,免得有骗取稿费之嫌疑。但是,我想说,这些观点或思想在那 本书以及此后的其他文章中都一直保持着,是其中的主要线索或边界;尽管我并不认为这些 观点单独拿出来具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不在于如何表态,而在于作者 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分析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是否与他 /她的其他文字在逻辑和思路上保持 了一种融贯性,或是否有一种有连续性发展;如果有断裂,是什么理由,什么因素造成的, 都必须在适当几乎有个交待;否则就有“投机” “见风使舵”的嫌疑,或者是自己也不明白自 己写的是什么,而这后一种情况,在中国法学界是经常可以发现的。 二 . 必须交待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性知识的问题。我确实没有在书中细细讨论这个问题,只 是提了一句:“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 (页 18) 。我 以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只要点到, 人们就都会明白。 但是, 似乎情况不是如此。 原因何在? 问题在于许多人对知识有一种前见或偏见(迦达默尔意义上的,并不必然是贬义;在迦达默 尔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不可能完整的,因此都是偏见,偏见构成了求知者求知的基础和必 要) , 一种不必要的知识神话感, 即认为只有进入书本的才是知识, 而且还只有进入大学甚或 研究生课本的才是知识,只有能成为普遍命题的才是知识,甚或必须用某些激动人心的语词 或“大词”包装起来的才是知识。但是知识是以多种形态出现的。社会生活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