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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简述和读后感 《国际日报》23/5—2/6： 《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简述和读后感 稿件来源：巴人 一、“关于作者和成书” 2009年印华作协棉兰分会举办的《苏北文学节》上，主办当局介绍王任叔先生的二公子王克平，当时我对主办当局不远千里请来王君的理解是；曾任中国驻印尼首任全权大使的王任叔先生曾在二战时期在苏北一带住过，是苏北文学节主办当局出自对王任叔先生的崇敬。 2012年初，林义彪先生破费寄来一部上下集《印度尼西亚古代史》，竟然是中国驻印尼首任全权大使王任叔（巴人）遗著，林先生嘱我看好这部书，并希望我能写点读后感及介绍个中精华，让更多人能了解作者及这部书。几年前的往事在脑海闪过，引发我对一探究竟的好奇，“逼得”原来对印尼历史一片空白的我化了几个星期读完它。 这部历时数年，参考了十一部印尼文文史，还有英国、荷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文史纪录，加上中国《唐书》《新唐书》《明史》等书，以七十余万字853页记述印尼历史，经历了人世沧桑却只出版一千三百本的巨著，对认识和学习印尼历史的华人读者起着什么作用和帮助？该如何评价该书的历史、文化、学术价值和读后感，是很值得和读者探讨的。 先谈成书的坎坷过程和作者简介 作者在“关于编写本书的一些说明”一文有道；“如果我们要正确掌握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规律，掌握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那就非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并且对这些资料作系统的、周密地研究不可。可是这对于一个没有望见过大学学府的人来说，是不很容易克服的困难。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外国历史，语言的障碍，一时就不大容易超越……”还有，“第一个困难便是史料的搜集。史料最好是属于第一手的，即原始史料，即有关国家的档案资料及历史文件。但这对我是完全办不到的……”。在这段文字后，作者谈到能读懂写在贝叶的印尼古代历史文件之人寥寥无几，使他一筹莫展，同时又看不懂荷兰学者用荷文整理的，而印尼文的著作除了非常缺乏也是从荷文翻译过来的，更加重搜集资料的难度。 综合作者夫人马兖生女士写的代序和陈翰笙先生写的前言得知；这部《印度尼西亚古代史》是王任叔（巴人）遗著。作者因在文化大革命遭到批斗、隔离审查、遣返原乡奉化，不论是身体和精神都受到非人的折磨，却尽力保存几年来的手稿，在身心俱伤的环境下不懈地修改写作。由于大陆当时的政治气候，这本《印尼古代史》未达到真正成书的阶段，文革时的王任叔被逼疯后带着无限的遗憾去世了，始终未看到出版的愿望。作者遗嘱里有这么一段令人心痛的文字；“遗憾的是，不能完成我希望搞的《印度尼西亚史稿》……”。 (一)杨云 此后，由于没人保管和认识到它的学术价值，部分文稿（封建社会第一部分）被当作引火工具毁灭了，原稿遗失的有；三佛齐的扩张，辛托王朝的灾难。文革结束后，残缺的遗稿由周南京先生和丘立本先生对各个环节进行整理工作，经补缺，校订，注释，文字整理，统一全书人名，附上印尼历史年表等，这部中国第一部有关印尼古代史的专著，才得于1987年12月出版和读者见面。 凭上述几点，足令我们对《印尼古代史》成书的艰辛有点认识。 王任叔（巴人）先生为什么会对印尼历史感兴趣？这点须从作者的文化背景谈起。 王任叔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已活跃在文艺线上，毕生作品甚丰，有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文学理论，杂文、史学、翻译等。是左翼联盟发起人之一。作品刊在当时《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全集》第一版主编人之一。作者与蒋介石同乡，却是一名共产主义地下党员，以国民党党员掩饰身份。抗日战争期间（1941年）到东南亚一带工作，曾执教南洋华侨师范，与胡愈之、郁达夫等领导文化界展开反侵略斗争。1942年2月与雷德容等到印尼苏门答腊，躲避日军的悬赏通缉，投身当地抗日斗争，担任地下抗日报纸《火炬报》主笔。日本投降后，参加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主编《前进周刊》、印尼文《民主日报》，写下大型话剧《五祖庙》，也对被杀害的友人郁达夫撰写悼文要求严惩凶手。由于在印尼苏门答腊东部侨居七、八年之久，学会了印尼语。对印尼历史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为日后写这本书打下良好的基础。 1947年留居香港一段时间后秘密回国，1950年出任首位中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任间因印尼天气特热，有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拍下他赤膊喝饮料照片，于是被认为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故于1952年1月调回大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后因批评了新社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和缺点，调至东南亚研究所。在黑白不分的年代里，再被迫害过无数忠良的巨奸康生以典型的“人性论”戴上“反党分子”的罪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所有著述不准出版、发表的压迫下，从此和政治界脱离及不断受到冲击。 这位在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秘书、代科长，却明晓大义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以近水楼台获得蒋介石“清党”密谋等重要密件，告知时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