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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证明标准理论浅析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是诉讼活动的灵魂,可以说,一部诉讼法就是一部证明法。从性质上看,诉讼证明是一种回溯性证明,或曰“历史证明”。诉讼证明的对象是已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而非事物的规律性。其最大特点为不可重复性,不像自然证明可以通过对条件的控制反复再现,因此证明手段也只能依靠对其所遗留的某些客观遗迹来推定,推定要达到何种程度就涉及到证明标准问题。 　　关于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它与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法院行使审判权以及证明责任问题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然而,由于证明标准本身所具有的无形性、内在性、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使得证明标准成为在理论上不易说明,在实践中极难把握的问题。 　　 　　一、证明标准的追根朔源 　　 　　(一)证明标准的历史变迁 　　从历史发展来看,人们对诉讼证明的认识大致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的神示真实、法定证据制度的形式真实、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实质真实等不同阶段。①1.神示证据制度,即把判明案件的希望寄托在“神”的指引上,主要通过神明裁判的方式认识和判断证据。2.自由心证主义模式是由法定证据主义模式演变而来的。其制度建立的标志是1791年法国的制宪会议通过了迪波尔提出的采用自由心证的法律草案,并颁布了相应的训令,宣布法官必须将其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唯一根据。它们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彻底摧毁封建专制的法制基础,确立新兴司法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从总体上看,证明标准理论无论是在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还是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它们都是一元的②。法定证据制度克服了神示证据制度的虚妄,自由心证又改变了法定证据制度的行而上学,即从它们的发展轨迹看,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继承发展而来。现在,自由心证作为一种证据评判的流行方式,③对推动诉讼的民主化进程发挥着巨大作用。两大法系各国在对待具有现实意义的自由心证主义上更趋于达成一种共识,促进了自由心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由心证评判模式下的证明标准理论也处在进一步地发展之中。 　　 　　(二)客观真实说 　　客观真实说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苏联的诉讼法学者提出来的,后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反映社会主义诉讼制度特征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学说指导下,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的是一种职权主义的辩论原则。相应地,在民事诉讼制度和技术方面就是“当事人有权引证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处分证据;检察长有权证明案件的情况,而法院则有权调查对案件有意义的事实和收集证据,这两方面的权利互相结合起来。”④这种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当时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因为违法犯罪就意味着“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阶级专政的对象,作为人民利益忠实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然要主动出击来维护人民的利益。⑤ 　　受原苏联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的影响,在我国诉讼法理论界,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基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在证明标准问题上逐渐演变出了“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的对峙⑥。 　　 　　二、证明标准问题的探讨 　　 　　(一)客观和法律真实说的分歧 　　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首先反映的是学者在诉讼证明活动的性质上的分歧。客观真实说主张,诉讼证明是一种认识活动,它必须在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进行。在客观真实说者看来,不承认客观真实必然会不同程度地走向不可知论。法律真实说认为诉讼证明主要是一种价值选择活动,它是以解决利益争端和纠纷为目的的活动。利益争端的解决和诉讼目的完成有时完全可以与事实真相的查明毫不相干,只是直接体现出裁判者对法律的理解和法律价值的选择。比如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问题,还有罪疑从无问题,都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偏向。 　　诉讼证明可以被抽象为两类过程:一方面它是收集整理归纳鉴别证据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认识活动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必须在程序法的限制和规范下进行,如有时会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如果此时法律预先对此有拟定就必须按照该种拟定实行。如何在理论上把公正与效率统一起来,寻找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最佳平衡点,是我们研究诉讼证明问题和构建证明标准新体系必须考察的重要问题。 　　对于真实问题的认识,国内外理论界现在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在我国,“法律真实说”认为客观真实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真实,只具有理想价值,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具有相对性,诉讼证明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客观真实说”则批评法律真实最大的弊病就是不能有效维护权利人的正当权利,在现有证据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下就草草下判是让人不能接受的。 　　 　　(二)法律规定和法官心证 　　我国传统的证明理论承继原苏联,以“客观真实说”作为通说,即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可知论为基础,认为应当查明的案件真实是事实本身的真实,“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