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DOC

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 ――以严复、梁启超教育思想之比较为视角 陆小星 （江苏 如皋 搬经中学 226561） 提要：在中国社会文化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严复和梁启超都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形成了各自的教育思想。他们教育思想中的异同点一定程度上是其各自的个人经历所致，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实现道路的不同选择，且亦在无形中呼唤我们走一条稳健而理性的教育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严复 梁启超 教育现代化 道路 立宪派代表人物严复和维新派领袖梁启超都经历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转型时代。面对着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二人都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积极地投身于相应的理论与实践，并形成了各自的教育思想。本文拟选取二人教育思想中的四处异同点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求从一个侧面较为直观地揭示出二人教育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中国应走什么样的教育现代化道路。 （一）严复、梁启超教育思想中的异同点。 （1）都认为教育应当是一个各方面互相配合的系统工程 在长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严复和梁启超都认识到教育不是一个就事论事的简单过程；而是需要教育以外的其他事物及教育内部的各要素之间互相配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 严复教育思想中的基本观点是通过教育来实现“开民智”等三大基本目的，从而完成对于国民性格的全方位改造。但是，长期的教育实践却使他在“开民智”的问题上产生了诸如“彼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何独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2]一类的困惑。在通过对中西教育进行比较和分析之后，他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旧有的教育手段和方式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从而使得开启民智的目的不具有稳固的基础。正所谓：“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2]。 而梁启超则也是一个持类似观点者。一方面，他认为新型人才的塑造要靠改革旧有的各种教育条件，以使教育自身产生出系统化的功效。他指出，虽然中国已基本建立了各级的教育组织与机构，但是，它们在名称与规章制度上却依然是效法古人；所教授的也基本是那些“不必读书通古今而亦能”[3]的内容，这就会导致出现“中材以下，求读书求通古今者希矣” [3]的局面。并使得“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 [3]。另一方面，他又以留学生为例，说明教育效果的发挥也需要教育之外的各种其他社会条件与之密切配合，从而形成一个有机运转的整体。若留学生们“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4]；则他们所学的“议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种种文明之政治” [4]将无处使用。 （2）都主张教育应当与实践紧密结合 严复、梁启超二人强调将教育当作系统工程加以看待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学到的东西有施展的空间，能够投入到具体的实践中去。而他们也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教育应当与实践紧密结合这一共同观点。 而从具体表述的层面看，严复对这一观点的认识主要是针对于各种专门性教育的。比如，对于实业教育，他认为“实业教育，其扼要不在学堂，而在出堂后办事之阅历”[5]。即使有人“于学堂功课，为之至善，卒业大考，已得无上文凭” [5]，也不过是“得半之程而已” [5]。而对于女子教育，他则认为，虽然“今日既兴女学，效法泰西”[36]，但是却“犹不使之（女性）增广见闻” [6]，这就使得“有学堂与无学堂等” [6]。而梁启超的表述则从教育的总体性措施上入手。例如，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7]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坚持“以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 [7]的做法，使得新式的教育和旧式的具体措施之间显得不相协调，并进而造成了“学非所用、用非所学”[7]的局面。因此，梁启超向光绪帝提出“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 [7]等要求，并提倡在课堂教学中坚持“经世”[8]之法，即“堂上读书功课毕，由教习随举各报所记近事一二，条问诸生以办法，使各抒所见” [8]，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对于教育和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教育和政治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学而优则仕”一语便是对这一事实的典型反映。在创办新式教育的过程中，是应强调还是应淡化教育和政治之间的这种联系，是近代以来许多关心教育事业的志士仁人所热衷于讨论的一个问题。而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严复与梁启超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严复在其诸多的论述中主张应当淡化教育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他针对当时有些人提出的“天下之官，必与学校之学相应”[9] 的观点而指出，这种观点如果“见诸实行”[9]，则“流弊之大，无殊今日” [9]。这主要是因为天下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