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之悲与苏绰定律.docVIP

朱元璋之悲与苏绰定律 杨兴培 在中国历代帝王行列中，明太祖朱元璋素以治吏严肃、惩腐酷厉著称。朱元璋出身贫苦，自幼饱尝各种欺压盘剥之苦，自当深恶痛绝贪官污吏。基于历史机遇，先是汇入元末农民运动大潮，造反起义，刀枪起家;后又独立山头，力克群雄，最后一统混元，登基建政，成就朱明皇朝。朱元璋虽属草莽英雄，但既知创业艰难守业更难之理，也深知庸官误国贪官败国之理，故于登基建国之初，便大刀阔斧，多管齐下整肃吏治，严惩腐败，以防新朝腐化，培固大明江山根基。  然而历史是如此的吊诡，无论朱元璋苦口婆心诫勉训话也好，还是对贪官污吏重刑以待，严惩不贷也罢，明朝同样走不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历史怪圈。朱元璋曾告诫所属官员们:“朕行先教后诛，不是不教而诛。尔等若是不听话，硬是要贪，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他还花了两年时间编成《大诰》一书，辑录大量惩治贪污受贿的条例，要求广泛宣传。洪武25年，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全国以警戒各级官吏。明朝明文规定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还动辄以挑筋、断指、削膝盖、断手臂等酷刑以为恐吓手段，甚至还推出“剥皮实草”的极刑，把那些被判死罪的贪官污吏拉到“皮场庙”去生扒活剥，然后在人皮中塞上稻草石灰，做成“臭皮囊”，挂在贪官曾任职的公座之旁，用以警告后来之官员。  可以说洪武一朝是历史上吏治最严反腐最猛，对贪污腐败惩治最酷烈，刑杀贪官最多的一个时期。朱元璋安庆公主的进士驸马爷、已封为都尉的欧阳伦，依恃自己是驸马，胡作非为弄权自肥，大肆走私贩卖茶叶，从中牟取暴利。朱元璋闻知后勃然大怒，御笔亲批定为死罪。即使安庆公主在父皇跟前哭闹求情，朱元璋也是一口回绝，斩钉截铁说道:“朕若不杀他，何以服天下?又何以治天下?”  平心而论，朱元璋整治官场，严肃吏治，惩治腐败，其用心不谓不良苦，决心不谓不坚决，措施不谓不周密，手段不谓不果断，刑罚不谓不严酷，但却未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贪墨现象的滋生与蔓延。有明一代正是我国历史上贪污腐败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甚至朱元璋专门设置的用以监督各级官吏行为进退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官员也深陷其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  面对此情此景，洪武18年(1386年)朱元璋不禁感慨道:“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以致发出绝世之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奈何朝杀而暮犯”，这是一个历史之悲叹。朱元璋作为一代草莽英雄，以刀枪起家，以建立帝王之业为最终追求，以建立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为统治根基，以权力私相授受层层布控为统治要术。由于权力对人有极大的引诱和强烈的腐蚀作用，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殊不知在高度集权乃至极权的皇权体制下，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不可能避免的。而在人身依附下，又是很难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一心想建立绝对君主专制的朱元璋又怎么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呢?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实令朱元璋苦思冥想彻夜难眠的历史难题，早在其八百多年前就被一个叫做苏绰的文人所识破，从而诠释了仅仅以原始欲望拥权自肥的秉权集团是官场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的这一结论，这就是著名的苏绰定律。  苏绰是北周开国帝王宇文泰的谋臣，足智多谋可与诸葛亮、王猛比肩齐名。苏绰对于中国历史上贪官不绝如缕，朝朝代代都有巨贪大奸，自然是心知肚明。故某日宇文泰想请教苏绰如何治国方能延续江山永祚之道时，苏绰立即给出了这个定律——以贪反贪，方能控制官吏离心异志。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苏绰答:“用官。”  宇文泰问:“如何用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问:“贪官何以用?”  苏绰答:“你要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别人好处。而你又没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们权，叫他们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可以拥权自肥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力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他能得到的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力，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力。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稳固了吗?”  宇文泰问:“既然用贪官，何以还要反贪官?”  苏绰答:“这就是治术精髓所在。”宇文泰问:“奥秘何在?”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无官不贪?不怕官贪，就怕官有异志。故以反贪之名，剔除异志贪官，保留听话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得到民众的拥戴。其二，贪官只要贪，你就有把柄在手，他敢异志，自找死路，故必与你同心同德。”  宇文泰问:“如果任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办?”  苏绰答曰:“祭起反贪大旗，广作宣示，使天下皆知君王心系天下，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