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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企业家群体崛起，代表着陕商文化复兴希望 　　杨涌泉,知名财经作家、旅行家,长期关注中国各地商人之生存状态及发展脉络,出版有《温州人生意经》、《温州商人》、《中国十大商帮探秘》、《新文化苦旅》等多部个人专著。日前,杨涌泉先生就陕商的历史与未来接受了本刊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您认为陕西商帮最后衰落的主要原因何在? 　　杨涌泉:陕商在近代以后开始走向衰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循守旧,见识短浅;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当1840年国门被打开之后,陕商没有及时的学习和借鉴先进的商品经济理念,没有及时完成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工商业的转型,因此,陕商在近代的衰败,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在陕商中,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和商品化农业生产的,这与江南和岭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清之际,陕西的手工业依然还是秦汉时期的技艺,“百工不尚技,巧作无用”。各县的手工业只能生产一些粗糙的瓦罐、陶器等,“秦砖汉瓦”,千年如一。即使是到了清末,纺织技术仍无多大改进。陕西本省虽然产棉很多,却无力加工成布,大量的棉花运往省外,本省所需的棉布从外省输入。 　　清代冶铁业主要以木炭作为燃料,只有靠近山林的铁矿才可能开采鼓铸。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铁矿靠近老林,便于就近烧炭冶铁,并且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资源也非常充足,所以冶铁业相当兴盛。在陕西的?T(今周至)、留坝、略阳、定远(今镇巴)、凤县等地,有铁厂数十处,仅凤县一地就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然而,这些铁厂的投资者,都不是陕西商人。 　　陕西商人趋利于天下,不能说见识不广,他们在江南和岭南一带经商的也不少,这些地方的商品生产情况应当说是耳濡目染的,虽然身处发达地区熏陶了较长时间,但却未能使他们头脑开窍,不能不说是陕西商人的一大悲哀。倘若陕商能高瞻远瞩,同步引进江南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并把充裕的资金向工农业进行再投资的话,则不至于后来因时局的剧变而陷于被动,近代整个大西北的经济文化面貌也可能完全改观。 　　陕西经济的落后,陕西商人无功有罪。 　　 　　震惊川人的凝聚力,契而不舍的陕商精神充分体现在成都陕西会馆和自贡西秦会馆的修建上 　　 　　《中国商人》:陕西历史上这些不同时期的商业集团,其组织形式与群体精神有没有一些共性的特点? 　　杨涌泉: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尽可能的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此外,布业、茶业、皮货业、药材、典当等,也是陕西商帮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陕西商人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忠厚不欺,言不二价,这在明清中国商界可以说有口皆碑。清末文人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样,崇拜的都是关帝,关帝就是忠义的象征。 　　陕西商帮普遍具有一种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精神。他们上入甘,下进川,贩贱鬻贵,为财富而奔忙。陕西与四川毗邻,自古以来,吃苦耐劳的陕西人不畏蜀道艰难,翻越重重高山,来到四川经商,清代以后,四川中等以上城市几乎都有陕西同乡会,并建有他们的会馆。 　　陕西商帮有一个大特点:特别抱团。清光绪年间成都陕西会馆的修建,最能反映他们这种抱团精神。四川人习惯称陕西人为“老陕”。光绪初年,成都的陕西同乡会还没有固定的地址,老陕们打算在城内买段地皮修会馆。当时一些成都人排外欺生,不愿意卖地皮给老陕。陕西人通过在川做官的老乡,多方说情、打点,拖了几年,成都人才把一个多年蓄满污水的烂泥塘连同周围堆垃圾的荒地高价卖给他们。明知这是刁难,老陕还是咬着牙接受了。要修会馆,得先用土石填平发臭的烂泥塘。心胸狭隘的一些成都人又节外生枝,不许老陕在当地取土。无奈之下,坚强的老陕们竟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由同乡会发起,凡从陕西到成都的陕人,每人都必须至少携带一麻袋本乡的泥土,到陕西同乡会基地倒入烂泥塘。在成都人惊异和怀疑的目光中,奇迹发生了:两年后,老陕们居然用一袋袋三秦大地的黄土,把这近一亩的烂泥塘填平。到光绪十一年,由成都的“庆益”、“益泰”等三十三家陕人商号集资,硬是在这个烂泥塘里,建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陕西会馆。会馆建成后,四周零星的民房也日渐规整成街道,这就是今天四川省教育厅所在的陕西街。可以想象,以当时的交通条件,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全靠步行,从陕西穿越崇山峻岭到成都,运来一袋又一袋的黄土,该是多么艰辛啊! 　　如果说陕西商帮在成都修建的会馆,所体现的是他们强大的凝聚力和抱团精神的话,那么,他们在自贡修建的西秦会馆,则可以说是他们坚忍不拔、契而不舍的精神体现。清初,陕籍商人来自流井经营盐业发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