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中学西传”与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docVIP

中国农业的“中学西传”与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 ????在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是欧洲近代科学与中国传统科学的接触及影响，而实际充当这种科学与文化接触媒介的，便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和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中应运而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这两个多世纪中，随着一批又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西学东渐”还是在“中学西传”活动中，来华传教士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国文化与科技的接受者，进而成为向欧洲译介中华文化与科技的传播者。通过书信往来和译介中国典籍等方式，他们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包括农耕文明，介绍到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对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产生了影响，同时还推动了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堪称中外农业文明交流的先锋。????耶稣会士“中学西传”活动加深了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在适应性传教路线指引下来华传教士，出于打开传教局面之需要，同时也是因为本国教会和政府的要求，有的是由于自己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希望在中国典籍中寻找到基督教教义的对接点，如利玛窦以及“索隐学派”的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和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等人，有的则是由于天主教被禁以至于传教难以继续，因此只能一方面为朝廷服务，另一方面潜心译介中国文化，如蒋友仁(Michael Benoit，1715-1774)和钱德明等人。因此，在从事西方科技知识译介的过程中，不少人也积极投身于把中国文化科学与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情况介绍到西方世界去，是为“中学西传”。尽管西方来华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西方文化，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成为中国文化的受熏陶者和接受者，进而成为向欧洲译介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张西平(2009：113)在其研究中以白晋为例指出，白晋撰写的《康熙皇帝传》震动了整个欧洲，直到此时欧洲人才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这么一个英明的君主，他的才能、坚毅和勤奋好学令欧洲人为之感动，他对西方科学的热情，对待不同信仰的天主教的宽容和亲善，使得不少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从中国看到了理想的国家模式。白晋对康熙皇帝和中国的介绍为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掀开了序幕。韩琦(1997：47)也认为，中西交流是双向的，从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科学关系看，我们不能忽视通过中国传人欧洲的科学，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观测和考察对欧洲科学的贡献，一是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科学对欧洲的影响。显而易见，“中学西传”活动也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加深了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促使中国先进科技知识和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促进了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他们留下的手记、图说、文献等资料中，中国的形象不断丰富起来。他们能熟读中国经书，并熟练地用中文写作，他们的中文著作达760多部。在他们笔下出现了一个‘文明中国’，改变并丰富着‘神秘中国’的形象”①。与此同时，从单纯的观察和考察到发表自己的分析评论，这些传教士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科技的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了欧洲最早的汉学家，他们的“中学西传”成果事实上奠定了欧洲汉学的基础；而由于法国传教士在其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法国才会至今保持着欧洲汉学重镇的地位，在欧洲汉学研究中，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所取得的“中学西传”成就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就是最好的说明。????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活动，就其活动方式、传播内容、成果形式与成果数量而言，与“西学东渐”呈现出明显的不同：(1)“西学东渐”的成果以著述居多，而“中学西传”的著述相对要少得多，通过传教士的书信向欧洲介绍的方式更为常见；(2)“西学东渐”的著述集中在基督教教义和自然科学这两大类，而“中学西传”的著述以儒学典籍译介为主，其次是史学著述，再次是科学知识的介绍，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居首，自然科学居次。(3)与“西学东渐”著译迄今为止较好的统计工作相比，“中学西传”著述的统计工作虽然有人做过，但十分不易，由于史料问题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问题，这方面的统计或者是不全，或者是重复，很难说出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字。比如说，黎难秋的《中国科学翻译史》对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的外译中做了很好的统计，但是中译外的统计则几乎是一带而过。《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本书在传人重要译著书目”，其中也包括在华传教士的“中学西传”著述，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梳理，但是，这是按照人物来华年代先后编撰的一个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