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节 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解释方法.doc

PAGE PAGE 14 第七讲 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解释方法 案例：庄丰源案 一、三权分立与普通法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 （一）三权分立体制下，法律的解释权只属于法院。 理念：规则制定者与规则裁判者必须分离。 （二）普通法的解释方法 1、文义解释：是最为重要和法官应当首选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字面的意义来解释，要求用最普通的语言来理解和解释法律条文所表达的意思。 2、黄金规则。这是对上一方法的一种变通，即特殊情况下，法官也不应当拘泥于字面意思，尤其是在按照字面意思解释可能会出现荒谬的结果时，当官应当适当变通，防止这种荒谬结果的出现。 3、目的方法。即法官需要弄清成文立法的目的，通过对法律规则历史、发展和现状的比较中，解释法律条文的真正含义。 4、基本法解释方法的确立。第一个涉及基本法解释的案件是《马维锟案》，运用的是目的方法，在《吴嘉玲案》中，香港终审法院再次确认目的的方法，即制定基本法的目的是使一国两制得到实现，在法治上保证香港法律在回归后得到延续。在“国旗、区旗案”中，终审法院还特别强调，解释法律涉及到人身自由和个人权利时，必须采用宽松的方法。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方法 没有明确规定或阐明的解释方法，但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对基本解释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其解释基本法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香港法律的历史、制定基本法时的情况、制定基本法时的相关资料、香港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国家利益等。 二、《基本法》涉及解释的相关规定 基本法第158条。 （一）解释权力配置 原则：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例外：香港法院也可自行解释，但只限于特区管理的事务。 解释方法：内地的解释方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近年开始的最高人法院选择性发布判决）、学理解释（没有法律效力）。 解释程序：人大解释程序：不可上诉的终审判决前；请求解释的权力只属于终审法院（吴嘉玲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征求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解释效力：香港法院必须遵循人大解释。 三、庄丰源案案情 （《庄丰源诉入境事务处处长》） 庄丰源1997年9月29日出生于香港，其父母皆为持“双程证”来港探亲的内地居民，没有基本法规定的居留权。他声称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规定的香港永久居民并享有居留权。入境处长称按照《入境条例》附表一第2（a）项的规定，在其出生时或出生后，其父母必须有一方为香港永久居民，他才享有居留权。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解释，而这一解释直接决定《入境条例》附表一第2（a）项的规定是否违反基本法。案件在原讼庭判决入境处处长败诉，上诉庭驳回了入境处长的上诉，入境处长遂向终审法院上诉。2001年7月20日，终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终审法院在此案中需要裁决的问题是当事人是否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入境条例》附表一的规定是否违反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而这又取决于如何解释和适用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6日的释法。因为，在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过程中，特区政府提请解释的是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第2、3款，并不包括案件中争议的第24条第2款第1项。但是，在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中，确实涉及到了第24条的其他条款：“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中”。 因此，本案争议的实质焦点则转化为：《入境条例》的相关规定是否违反了筹委会的该“意见”，以及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该“意见”的法律效力。终审法院还必须处理的一个在原讼庭和上诉庭均未提出的新问题：是否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 判决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再一次引发了争议，特区政府、中央立法机关和香港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特区政府对判决表示失望，但不会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而会尊重和执行判决。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也发表了谈话。有香港社会人士担忧，判决会增加香港社会的负担，而且可能产生鼓励内地孕妇非法来港生产的负面效应。应该说，此案不但构成了对人大常委会释法权威性的司法考验，对香港法律制度自身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但对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和法学理论而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中央立法机关和特区政府均公开表示了对判决的不满，但却没有引发如“吴嘉玲案”般的直接法制冲突和社会震荡，学界对此案的关注程度也表现了不应有的漠然，香港论者对此案的专门评论也少之又少。 此案是一国两制法治实践中的又一里程碑式的重要判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的意义甚至比“吴嘉玲案”深刻而深远。在法治意义上，如果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