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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 （Lev Tolstoy， 1828——1910） 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大作家，他代表了19世纪俄国文学发展的顶峰，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终结。 （一）生平与创作 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出生在一个伯爵家庭里，后来承袭了爵位。他两岁丧母，九岁丧父，由姑母监护长大。1844进喀山大学东方系学习，后转法律系，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开始对学校教育不满，三年后退学，回到故乡经营田庄。一生的大半时间都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度过。1851年，他到高加索加入军队服役。后来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任炮兵连长。1856年退役回家。 思想激变 托氏长期思考人生的意义，表现出对宗教和道德问题的关心，他不断考虑自己的贵族生活是否有罪的问题，从而产生了忏悔的情绪。从70到80年代，他的思想发生了一场“激变”，要同贵族地主生活决裂。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拯救灵魂”，反省自己的罪恶。他经常参观监狱，到法庭去听审讯，去新兵收容站，访问贫穷人民等。他做这些事简直成了一种癖好，社会上很多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不理解他。人们都说“托尔斯泰快要疯了，可能已经完全疯了。” 托尔斯泰的婚姻 1862年，托尔斯泰同一位医生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别尔斯结婚。从1863年起，他埋头于文学创作，在60和70年代，接连写出两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来探索俄国社会出路的成果。 晚年出走 晚年，托的思想激变和平民化生活不为妻子理解，这使他很痛苦，他与妻子的关系日益恶化。他几次想离家出走，终因舍不下儿女没有成行。 1910年10月27日晚，他发现妻子总在翻他的遗嘱，于是写了给索菲亚的最后一封信：“我在家中所处的地位已是忍无可忍，除了其他别人的人，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我的出走，给你造成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奉劝你与这种新的环境妥协吧！不要反对我的无情吧。” 托尔斯泰思想 1.思想历程 托尔斯泰一生都关注农民问题，试图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贯穿他的思想发展历程。 早期：探索期（1847——1863）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俄国的精英分子感到俄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从学习模仿西方，认同西方，转为在俄国历史中寻找祖国的出路。 托氏的青年时代正处于这一文化背景中。他是一个具有精英思想的年轻大学生，在大学时代就积极探索俄国的出路，确立自己的思想坐标。 否定西欧文明 托氏从小受到良好的西方文明的熏陶，5岁就熟读法语课本，到老年还能用法语思维。他青少年时代喜爱的西方作家有卢梭、狄更斯、歌德、雨果等，因而他对西方文化有好感，产生了一种直观的认同。他否定专制农奴制，主张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 他在1857年和1860—1861年两次赴欧洲旅行后，改变了对西欧的看法，他对西欧的个人主义，冷漠的人际关系，虚伪的民主平等很反感，否定了西欧文明，把眼光转向俄国，认同俄国人的群体意识。 开明地主的立场自传性三部曲 托尔斯泰在50年代初期，陆续发表了小说《童年》(1852)、《少年》(1854)和《青年》(1857)，组成，体现了他早期的思想和对创作的探索。三部曲描写尼古林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及其种种内心感受，显示了托尔斯泰的心理分析才能，同时也说明他在早年已具有民主思想。 《一个地主的早晨》 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是根据作者在自己的庄园里试行“农事改革”的亲身体验而写成的，带有自传的性质，主人公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退学后回到自己庄园。他便着手改善农民的处境。但他们对此并不理解，一直猜疑老爷的“善言”背后掩盖着自私的目的和阴险的打算。这位青年地主对于农民在千百年来受压迫生活中形成的对地主阶级的敌意，也感到无可奈何。 《哥萨克》 1863年，他发表了写作将近10年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小说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深感上流社会生活的空虚，便离开首都，到高加索去寻找自由和幸福。但是城市生活在他身上造成的性格和思想观念始终是个障碍，奥列宁最终失败，痛苦地离开了哥萨克村。奥列宁这个形象，表明他看不到出路，只好诉诸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境界——返朴归真，即把返回大自然当作是接近真理。 肯定顺从 顺从是在东方专制制度下，广大人民的一种求生意识和求生手段。在专制统治下，如果过于刚烈，必遭毁灭、镇压，顺从是一种柔情缓冲，无条件地服从家长、国君以求生存。它积淀在东方人的心理深处，成为东方民族文化心态的第一要素。俄国人长期受到外族侵略，古老宗法制的约束和专制农奴制的压制，顺从意识特别突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探索回归到这一东方文化，表现了他的宗法制农民立场。 推崇中国古代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