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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和谐社会的共识 　　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历史的转折点。当前,每一项法规的出台,每一项改革的举措,几乎都会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的改革环境,重温“不争论”的历史教诲,继续循着过去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百家争鸣现象,恰恰是改革取得的成果。如果留恋过去的时代,只管埋头拉车,不许抬头看路,那么,中国的历史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倒退。中国的改革正在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渡,而市场主体在拥有改革主导权之后,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当前中国改革出现激烈争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争论,执政者既不能围追堵截,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当在喧嚣中,重新寻找改革的共识。和谐社会的提出,就是执政党在深刻反思中国改革历程之后,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为中国改革重新确立的正确方向。和谐社会本身不是一言堂,也不是各自为政,和谐社会是在充分满足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并且按照民主的原则制定具体的行动指南。当前的争论表现为三个层次:一种是制度层次的争论。各项法规的出台,总是会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讨论。因为法律的制定,从性质上来说就是利益的再调整。解决这类争论的办法是,在宪法既定的框架内,按照民主原则,通过投票表决,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从而形成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另一种是技术层次的争论。面对政府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不同的人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按照行政决策程序,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并且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价值层次的争论。这类争论比较复杂,它涉及到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甚至还涉及到执政党的法律地位问题。 　　如果说前两个层次的争论都属于器物层次的争论或者利益方面的争论,那么,价值层次的争论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争论。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不争论”,只是针对这一层次的讨论而言,而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谁都不能否认,随着中国改革的日渐深入,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器物层次的争论必然会上升到价值层次的争论,必然会触及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避矛盾,或者,采取打压的方式,限制公民的讨论,那么只会积压问题、激化矛盾,最终产生更大的动荡。当前,无论是新闻界还是学术界的一些人,在进行价值层次思考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害怕触及言论的底线,给自身带来伤害。其实,如果缺乏意识形态的共识,那么,关于器物层次的讨论将会更加混乱,有关制度或者宏观决策的争论,甚至会影响到中国改革的整体方向,使中国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改革成本。少数决策者没有看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他们仍然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手段来控制和管理社会舆论,并且希望通过高压政策,营造歌舞升平的假象。个别理论工作者缺乏直面真理的勇气,他们一方面希望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而另一方面又唯唯诺诺,害怕因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承担政治责任或者法律责任。在现代民主国家,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理论工作者只要坚持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遵守宪法,就可以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应该受到政治批判。 　　在任何国家,宪法都是公民的共同契约。宪法条款中包含着公民的基本价值判断,是最高层次的共识。遵守宪法,萁实就是遵守公民业已形成的普遍共识。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在宪法基础上,不断完善制度,约束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现公民权利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宪法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逐渐地加以改变。从1982年至今,中国已经进行了四次宪法修改,每一次宪法修改,都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而宪法修改的结果是,在价值层次上重新凝聚了共识。现在人们关心的是,修改后的宪法内部是否和谐,宪法是否真正体现了公民的普遍愿望,是否找到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途径。 　　首先,我国宪法的修改,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与时俱进,确立了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巩固政治基础的战略性决策。但是,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背后,却是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利益群体。少数特殊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阻挠改革的绊脚石,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利益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在合法的外衣下,不断地谋求本部门或者本团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平等博弈的机制,或者,没有通过制定法律,限制特殊利益群体将国家利益部门化或者小团体化的行为,那么,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背后,就可能隐藏着各种贪污腐败行为,整个社会的矛盾也会不断地被掩盖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的争论,最终仍然会演变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