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管理精工业政策 .docVIP

民国时期管理精盐工业政策 　　1914年，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生产精盐的企业———久大精盐公司。在其带动下，各地掀起了创办精盐工厂的热潮。截止到1928年，先后有通益、通达、福海、奉天、利源等13家精盐公司成立。这些精盐公司的成立，对推动中国近代精盐工业的发展，改良食盐生产技术，从经济方面实现中国盐业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北洋政府盐务署官员对这一新兴工业的态度却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精盐工业可以推动中国制盐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关盐化学工业部门的发展，推进盐业产运销制度的变革，为中国近代盐政改革提供一条新的可行之路。而且，精盐较粗盐还有许多优势，如质量好，不存在耗斤问题，可抵御洋盐对国内制盐业的冲击等，应该说精盐工业无论对于民众健康还是国家税收，都大有裨益，应予以提倡。但另一方面，旧的盐商垄断集团势力强大，实力雄厚，社会影响力广泛，与各级政府关系密切。由于精盐工业的发展和精盐的畅销会严重损害盐商的既得利益，慑于盐商的压力，盐务署不得不照顾他们的利益，通过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来限制精盐工业的发展，以维护盐商赖以生存的专商引岸制度。因此，从总体上说，北洋政府时期盐务署对于精盐工业的政策基本是允许其存在，但限制其自由发展。 　　一、精盐公司不得随意自行设店销售 　　精盐公司作为生产精盐的企业，没有权利自行设店销售，也没有权利自主选择经销商为其代销精盐。1916年，久大精盐公司正式投入生产后，盐务署颁布了《久大精盐公司运销缴税办法》，《办法》规定:“通商口岸向由引商售盐者，得由久大公司禀请该管盐务机关，谕知该口岸引商代销代售，不得自行设店售卖，不得另行委托他种商人。若商人禀复不愿代销，则久大公司得向该管机关具禀声明，设店自售。”［1］盐务署为照顾盐商利益，久大公司必须优先让当地盐商为其代销精盐，只有在盐商不愿为其代销的情况下，公司方可选择自行设店销售或选择其他商人为其代销。后随着精盐公司的陆续成立，盐务署在1922年颁布的《精盐公司运销精盐及纳税章程》中，将这一原则通用于各精盐公司。 　　二、精盐公司不得随意增加产额 　　在精盐产额方面，精盐公司不能像其他工业部门那样可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自行调节产额。久大公司在呈请立案时，其最高年产额定为每年三万担;1919年8月，山东商人林子有创办通益精盐公司，在公司运销缴税章程中规定，最高年产额不得超过5万担。其他各精盐公司也都有类似限制产额的规定。同样，各精盐公司若想增加产额，必须向盐务署提出申请，经其批准后方可增加。后随着精盐公司的陆续成立和精盐产量的增加，威胁到了盐商集团的既得利益，盐商曾多次要求盐务署限制精盐产额。各精盐公司和盐商之间关于精盐产额问题的诉讼也是此起彼伏。其中，尤以久大精盐公司与淮商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1920年，淮南盐商联合上书盐务署，称既然精盐是为抵制洋盐进口而设，盐务署应统计各通商口岸每年洋盐进口的数量，以分配各口岸的精盐销额，但被盐务署拒绝。随后淮商上诉平政院，请求平政院裁决。经其裁决，要求盐务署调查每年洋盐进口之数，以确定精盐行销总额。盐务署被迫下令各省盐务机关调查所属通商口岸进口洋盐之数。经调查，近三年平均每年进口洋盐之数为六千余担。盐务署向平政院陈述，如今海关每年进口洋盐只有六千余担，如果以此作为全国精盐行销总额的参考标准，这不仅与目前各精盐公司精盐产额总数相差悬殊，就是与原来久大公司成立时准许之产额相差也很大，因此请求平政院明示:“是否即以海关所查约六千余担之数为额，除此六千担之列，是否即不得再许精制或再制。请予解决。”［2］8平政院回复道:“以久大立案为原呈，既系以抵制洋盐为宗旨，则配定销额，自应以洋盐为标准，不得超出进口实数以上。”［2］8当时，久大精盐公司年产额已达15万担，而平政院判决每年只能生产6000担，相差悬殊，如果执行，无异于将久大公司取消，所以盐务署并未认真执行。为妥善解决精盐产额问题，1924年1月，盐务署与盐务稽核总所联合召开全国精盐会议，商议解决精盐销售问题。在盐商集团和地方政府的压力下，会议决定，自本年起，三年内全国精盐产额最高不得超过300万担。而截止到1924年，全国共有9家精盐公司，分摊至各公司平均每年最多可产33万担略多，而久大公司在1922年精盐产量就已达到40万担。因此，这一决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精盐工业的发展。 　　三、精盐公司的销售区域受到严格限制 　　在销售范围方面，精盐作为特殊商品，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可以在任意区域内不受限制地自由销售。盐务署为照顾盐商利益，规定精盐只能在洋盐销售较多的通商口岸地区销售，不能进入内地行销，以防止与盐商争利。1918年，久大精盐公司曾在南京城内设立支店，销售精盐。但南京盐商乙和祥认为南京通商口岸范围只限于下关租界，不包括南京城内，因此上诉平政院要求其将精盐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