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煤电产业链对策..doc

重构煤电产业链对策 煤电矛盾不仅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华中电监局叶春博士从理论上对煤电矛盾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尝试。 作为产业链的上、下游，煤和电的矛盾一直存在。只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均是严格按照计划性指令生产经营，实际上是一个企业，煤电产业链被内部化，煤电之间的矛盾也是通过内部行政手段予以协调。随着煤炭产业和电力产业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煤、电矛盾逐渐显现。业界多数归因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并直指价格机制。实际上，即便是市场化高度发达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存在煤电矛盾，可见“煤电矛盾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大典型矛盾”之说偏颇。目前，理论界主要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煤电关系，管制者也习惯从价格上考虑和解决煤电问题。于是，2004年以来，管制者频繁出台试图解决煤电矛盾的各种政策，多局限于理顺价格机制。然而，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煤电问题，并相继陷入了困境。 因此，应结合中国国情，以更广阔的视角分析煤电问题，以综合手段解决煤电矛盾。本文认为，应将煤炭产业和电力产业纳入产业链中统筹考虑，一是构建完整的煤电产业链；二是理顺煤电产业链市场运作机制，让产业链真正按照市场化运作；三是转变管制者角色。管制者应放弃在产业链某个环节“堵截”价格的计划干预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环节，运用税收、补贴、信息公开等市场化的手段，“疏导”价格传导机制，通过价格杠杆实现调控整个产业链的目标。 一、煤电问题研究及其局限性 国内外学者关于煤电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从某个视角，对某个问题，运用单一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的，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严重削弱了其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对管制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研究视角不够宽广。一般局限于煤炭市场或电力市场，即使从煤电产业链的视角，也仅局限于纵向关系安排，人为的割裂了煤炭市场和电力市场的关联性，没有从煤电产业链的角度进行综合、全面考虑。一是对煤、电纵向关联市场之间存在的外部性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使得管制者在对其中的某一市场进行管制时，往往忽视了这种管制对纵向关联的另一市场所产生的影响；二是对于市场绩效和管制效应的评价是建立在单一市场效率基准上的，并未真正将煤电产业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二）研究内容过于狭窄，仅对煤电价格机制进行了研究，就价格论价格。实际上，价格问题只是煤电产业链的显性问题之一，其实质是交易资金问题，除此以外，还涉及到煤电的物流问题，以及交易信息畅通等。 （三）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仅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其实煤电问题不仅是产业组织的问题，也涉及到现代管理学、管制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学科，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全面分析和解决煤电问题。 （四）研究对策可行性较差。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煤电矛盾的症结在于煤电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即“市场煤”与“计划电”的纵向价格双轨制。很多学者提出的对策是实行煤电纵向一体化，这明显忽视了煤、电市场已经形成的现实，更回避了产业链各环节纵向分离的发展趋势。或者简单的提出通过签订长期合同来解决，而此仅是治标没有治本，仅解决了静态问题没有解决动态问题。因为煤、电的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其供求形势、交易关系都是动态的。 二、现有煤电治理模式、措施及其困境 我国已经实行或正在推行的煤电治理模式和措施主要有煤电订货会、煤电联动、煤电一体化、长期合同等。 （一）煤电订货会 始于1965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是我国最大的物质分配订货会议，电煤是其中最大的交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订货会能够发挥也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1993年以后，煤炭企业走向了市场，而电力价格依然由管制者定价。“市场煤”和“计划电”的价格机制造成煤、电行业在价格上难以协调同步，彼此纷争不已。及至2005年，煤炭订货会上签订的电煤合同已很少，即使签订了也是“有量无价”，根本无法执行。2006年煤炭订货会更名为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议，这标志着运行数十年的煤炭订货会宣告终结。煤炭产运需衔接会主要是根据合同汇总情况安排运力，与煤炭订货会以谈价格为主已是两码事，价格问题转由2005年5月出台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解决。 2005年之前的近十年中，煤炭订货会成为我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规模订货模式，其实，它和市场的脱节和不适应性早已显现，并越来越明显，直至走入困境。其主要原因是，通过管制者下达电煤指标，确定煤电价格的计划经济手段，使得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都存在很强的机会主义动机。在煤炭市场价格低时，电力企业不执行计划，直接到市场进行采购；煤炭市场价格高时，煤炭企业不执行计划，导致电厂缺煤，在“电荒”的压力下管制者不得不增加电煤指标，相对压低电煤价格。同时，计划式的订货会主要是解决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的电煤价格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