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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反补贴实践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计算政府贷款补贴利益的比较基准；我国制造业企业逆向跨国并购的基本经验；计算政府提供土地补贴利益的比较基准；结论和进一步思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与作为企业行为的倾销不同，补贴是一种政府行为、反补贴需要对涉案企业所享受的各项政府政策与措施进行调查分析、美国是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接受人支付贷款的金额与其支付实际从市场上获得可比商业贷款的金额之差、政府控制着国有商业银行、城市银行和信贷合作社、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利率水平存在高度相关性、顺向并购是强势文化企业对弱势文化企业的并购、实施并购企业需要具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借力”在逆向跨国并购中不可或缺并发挥重要作用、中央政府是土地的最终所有者、加大对WTO反补贴规则和美国等主要成员国内立法与实践的研究等，具体请详见。 　　与作为企业行为的倾销不同，补贴是一种政府行为，按照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定义，指的是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对企业的财政资助和GATT1994年第16条意义上的任何收入或价格支持。因此，反补贴需要对涉案企业所享受的各项政府政策与措施进行调查分析，以判断这些政策措施是否使接受者获得利益并具专向性。在这过程中，与倾销幅度的确定相似，补贴利益的计算是判定补贴是否存在及其金额大小的关键。于是，同样出现了价格比较及其基准的确定问题。尽管该问题主要涉及政府提供货物或服务、政府贷款等政策措施，并不构成补贴利益计算的全部，但是，由于WTO主要成员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依然实施“非市场经济”待遇、频繁采用替代国价格确定“正常价值”，因此，其对华反补贴中的价格比较基准原则与方法值得关注。 　　迄今为止，美国是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06年11月20日启动的对中国铜版纸案标志其在1980年代形成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豁免待遇”的终结。此后，通过一系列反补贴调查，美国在其现有反补贴立法和以往对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一套基于外部基准或称替代基准的价格比较方法，用于度量中国政府向涉案企业提供产品、服务和要素的补贴利益。 　　一、计算政府贷款补贴利益的比较基准 　　根据美国反补贴法，政府贷款的补贴利益应为“接受人支付贷款的金额与其支付实际从市场上获得可比商业贷款的金额之差”。通常情形下，调查当局使用涉案企业所能获得的可比商业贷款作为比较基准，并将国有银行贷款看作商业贷款，除非出现以下三种情形：国有商业银行基于非商业条款或按政府指令提供贷款；由政府计划安排的贷款；国有专业银行贷款。如果涉案企业在调查期未获任何可比商业贷款，则使用全国平均利率作为基准。但是，在1998年至2001年间，美国对意大利的几起反补贴调查或行政复审中，在无法获得意大利国内以美元和荷兰盾标价的可比外汇商业贷款利率时，曾采纳类似于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国内价格法，将美国和荷兰的国内长期债券利率作为基准，计算欧盟对意大利政府所提供外汇贷款的补贴利益。在对中国加入WTO后的首起反补贴调查，即铜版纸案中，这种政府贷款价格的替代基准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此后的一系列案件中均得到了运用。 　　在铜版纸案中，美国调查当局认为，中国涉案企业所获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是由“政府政策性贷款计划”安排的，因而不属商业贷款，需要用适当基准来确定其是否存在补贴利益，但基于下述理由排除了采用中国国内利率作为基准的可能性： 　　第一，政府控制着国有商业银行、城市银行和信贷合作社，银行并没有完全商业化运作，因此，本国银行部门的利率不能作为基准： 　　第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进入程度有限。资产规模、借贷规模和市场份额均无法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贷款利率也必然受整个银行体系大环境左右，因而同样不能作为基准： 　　第三，中国的银行体系不存在实际运行的市场。因此，全国平均利率也不是可靠基准： 　　第四，中国银行体系的扭曲不能归因于某一个或一组可解释的因素，而是由政府主导和国家所有制的历史造成的，因此，对内部利率进行调整后作为基准也是不可行的。 　　由于将中国国内利率作为基准存在上述“特殊困难”，调查当局在上述意大利案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替代基准利率的计算方法，并着重考察影响利率的两个主要因素：人均收入水平和货币政策。通过分析《国际金融统计》报告，当局发现：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利率水平存在高度相关性，即人均收入越低的国家利率水平越高，因此，与反倾销调查中替代国的确定相似，该指标成为基准利率替代国选择的首选标准。另一方面，即使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货币政策的选择也不尽相同，因而国与国之间的利率走向会有很大差异，而且货币政策取向无法在顺向跨国并购下，实施并购企业往往具有丰富的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运作经验。并购后的整合相对容易；在逆向跨国并购下，实施并购企业往往缺乏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运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