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与司法系综述 .docVIP

香港媒体与司法关系综述 　　一、香港的现行法律 　　香港现行法律制度，既属于英美法系的普通法系，也有既不同于英国更不同于大陆的自身特征。相应地，香港媒体与香港司法之间的关联与冲突，既有英美法系特征也有不同于英国和中国内地的特征。香港属英美法系地区，不可能实行大陆法系所特有的检察制度，而是保留了香港原有的刑事检察制度。我国宪法是最高位阶的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法律除了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的修改外，依然实行普通法制度，保留了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习惯法、附属立法，继续沿用“立法方面的‘三读’程序制度、司法审判中的陪审团制度”［１］。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外交防务以及“关于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立法、司法，均以《基本法》为依据”［２］。香港特别行政区虽然继续沿用判例法，但英国的判例法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适用，而是由香港原有判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例两部分组成。鉴于中英联合声明关于“现行法律基本不变”这一原则，香港仅仅剔除了与英国殖民统治有关的和港英单方面制定的有关香港选举方面的１４个条例，在其他某些方面作了局部修改，其法律体系依然属于英美法系。但相对于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香港的司法体系也有其独有特征，主要体现于刑事案件的审理机构、陪审团制度、司法独立原则、与《基本法》的衔接，而这些因素恰是香港媒体与司法之间关联的决定性因素。香港回归以来，在依然保留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一些司法适用中的分歧，即，以普通法适用《基本法》、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解释权的行使。这主要源于《基本法》和英美法系的普通法在法律推理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比如，香港法院根据《基本法》第１９条，认为香港特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与终审权，《基本法》第８条、第１１条“关于基本法最高法律效力地位的规定以及剩余权力理论隐含了香港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３］；成文法认为法律解释权是与立法权、司法权彼此独立的一种国家权力，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也与上述“最高法律效力、剩余权力理论”存在殊途同归之处。 　　与媒体关联较多的司法机构 　　“足情达趣”是人类的天性与喜好，“受众是上帝”一定程度上已是媒体报道的主要规律之一。因此，刑事案件、死刑争议、少儿犯罪、娱乐八卦、社会奇闻等等，均是吸引受众眼球的主要新闻来源。其中，与媒体关联较多的司法机构以审理刑事案件、死刑争议、少儿犯罪的司法机构较为典型。此处拟论述与媒体相关的这类司法机构。香港最高法院由原诉庭与上诉庭两部分组成。原诉庭即香港的高等法院，享有对案件初审和上诉审的广泛管辖权，有权受理在香港发生的一切民事和诉讼案件。其中，审理刑事案件必须由高等法院的按察司和七人组成的陪审团共同进行，即，按察司负责解释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陪审团听取按察司的解释，“陪审团以至少５：２的多数票通过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对死刑案件的裁决必须经过陪审团全体成员一致通过，否则解散原陪审团，重新组织陪审团”［４］。因此，香港媒体虽然在某些报道方面能够影响香港司法，但其司法机构也已对如何消除这种可能的影响，进行了预先的制度设计。裁判司署法庭类似英国的治安法庭，主要审理刑事案件，有权对不属于其管辖的严重犯罪嫌疑人进行初级审讯，确认罪名后由律政司的检察官决定将其移送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审理，被告人也可无需初级审讯而自行选择移送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审理。儿童法庭和死因裁判法庭是按照案件特点设置的专门法庭。儿童法庭专门审理１６岁以下少年儿童犯罪案件，该法庭在审理中负责为犯罪少年解释其被指控罪行的内容，代其质问证人、协助其作辩，量刑比成年人要轻，案件不予公开审理，禁止媒体与无关人员旁听，严禁公开报道。这需要引起中国内地媒体在报道少年儿童犯罪时加以借鉴与深思。 　　陪审团制度 　　香港陪审团制度的运作依据是《陪审条例》，规定凡是年龄在２１至６０岁、具备英语能力的香港公民，都符合被选任陪审员的资格，但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政府公职人员、军职人员、医务、教学等１７种职业的从业人员免选；通过随机抽签而临时组成的公民陪审团，既未系统学过法律专业知识，也没受过与审判有关的职业训练，旨在服务于公共利益，体现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发出大众的声音。香港陪审团制度虽有上百年历史，但其规模、适用范围，都不能与英国、美国相提并论。主要体现为：香港各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仅在高等法院原讼庭、死因裁判庭使用陪审团；陪审团只有七人组成，负责在刑事案件审讯中，根据法官的法律解释、法律引导，“确认犯罪事实、确定被告罪名是否成立，法官根据陪审团的决定进行法律宣判”［５］。由此可见，在有陪审团的法庭中，香港陪审团断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