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宋学观研论文 .docVIP

钱大昕宋学观研究论文 　　汉学、宋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关注这一课题的前贤时哲都发表过精彩的宏论，使研究不断深入。笔者在探求这一问题时感到，变换一下研究视角，深入到汉学家或宋学家的思想深处，研究他们的宋学观或汉学观，也许会对揭示汉、宋学术相争与相融的本质有所帮助。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尝试以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钱大昕为例作个案分析，通过剖析他对宋学的看法，来了解清代汉宋学术之间的相斥与互补。是耶非耶，还有望大雅君子指正。 　　一、探究宋明理学范畴，重新阐释儒学意蕴 　　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工具和思想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1](P375)又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1](P373)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他的这种认识与当时的汉学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超出前人的议论不多。但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的认识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剖析。如他论“性即理”云： 　　宋儒谓性即理，是也。谓天即理，恐未然。“获罪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