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视野生态风险问题 .docVIP

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生态风险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和尖锐冲突问题被人们称之为“生态问题”并获得了全球性关注。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结构性破坏及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被称之为生态危机和风险。人们为了解决并消除这种危机和风险，建立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出版了数千种期刊，召开会议并起草各种呼吁书和宣言。然而，迄今为止，生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它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由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维持人类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也几近枯竭。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具有很强隐蔽性的生态风险日益变得可见并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呈现出无间断性和常态化，并不时地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风险和危机。生态风险引起了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争端，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导致争夺资源和能源的全面战争。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这种生态风险已经演变成了人类的生存危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是马克思哲学自然观的核心。马克思是在历史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获得对历史的新理解的，正是意识到了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中介，历史唯物主义才突破了狭义的“历史理论”的界限而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时间性过程性的表征，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反对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对立或者统一，它既没有简单地把历史归并于自然也没有绝对地把自然溶化于历史，而是以科学的实践观点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结构和历史情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当今生态风险问题的全部答案，但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当时的土壤肥力退化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理论，其中蕴藏着我们可以用以探究当代生态风险问题的思想智慧。以当代生态风险问题激活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代性的阐释和重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有的现实关怀。 　　二、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的确立。 　　近代以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人与自然彼此分离并抽象对立的两极中解释二者的关系，因而无论是思辨的唯心主义还是直观的唯物主义都没有正确说明二者的关系及其对破解人类历史之谜的意义。通过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论变革，马克思把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作为阐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础、出发点和思维原则，确立了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1］(P405)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考察中，重要的不是先从认识上把人与自然的概念抽象出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是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P55)只是在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中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才生发出了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其他关系。正是在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社会历史性展开才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了重大意义。马克思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置于一切问题的首位，把它作为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界的关系。”［3］(P11)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事实，马克思主张“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P11)进行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活动是对象性活动。因而，“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呼入一切自然力的人”［4］(P105)必然处于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原初性关联表明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映照，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个整体内才成为问题并可以理解、认识和干预。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构成的动态有机整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绝非抽象的对立或者和谐，而是包含着复杂的辩证结构，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