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doc

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 【内容提要】20世纪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极为丰富，如果用力于此以研究文学，必然会扩大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于:一、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二、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三、唐代文学背景的理解，仅靠传世文献是不全面的，需要通过新出土文献来参证与补充。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关键词】 新出土文献 唐代文学史 碑刻 墓志 一 唐代文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新方法的创新与尝试，新视角的寻找与探索，都受到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对于研究唐代文学来说，新材料的发现与期待，则是促使学术研究深入的最为重要的方面。王国维治历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结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① 。王国维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② 傅斯年在《史语所集刊》创刊号上也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是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但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新学问，却与此有所不同，陈伯海说:“唐诗学由古典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关键倒不在史料的发现，而在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同整个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分不开。” ③ 实际上，20世纪新材料的发现与整理，唐代是较为集中的一个朝代，然而这一方面，并没有引起文学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现在已是21世纪，如果还是墨守成规，倾全部精力于文学观念的更新之中，其收效必定不如20世纪那样显著。 20世纪，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是新出土文献极为繁盛的时代。新出土的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极为丰富，如果用力于此以研究文学，必然大有收获。著名学者傅璇琮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建国以来的考古成果，从文学研究角度来从事考古成果的分析研究，开辟一门文学考古学。” ④ 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设想，也是需要很多学者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对于新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戴伟华、韩理洲、陈尚君等学者曾有专文作综合性的论述，颇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⑤ 。本文则以新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学史研究视野开拓的意义展开讨论，重点放在唐诗研究方面。 在新出土的文献中，唐代尤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碑刻与墓志的集中出土。对墓志加以搜集并初步整理的是新安张伯英，他创立了“千唐志斋”。章炳麟为之题名，并跋称:“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简要地说明了“千唐志斋”的由来。“千唐志斋”中的墓志石刻大部分出自洛阳邙山一带。古称“邙山无卧牛之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其墓葬之多，可以想见。清末修筑陇海铁路时，取道邙山脚下，因而掘出不少墓志。后经张伯英收集，保存于“千唐志斋”。此后，罗振玉等学者，亦着力搜集唐代墓志，并加以著录。成《芒洛冢墓遗文》、《东都冢墓遗文》等，李根源有《曲石精庐藏唐墓志》。为研究唐代文史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建国以后，学者们一方面致力于新出土墓志的发现与报告，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著录与整理。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以原拓片影印，保持原件的真实面目。1992年，周绍良编撰了《唐代墓志汇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重在墓志录文，更方便了研究者。2001年，周绍良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二书合计，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已出版7辑，主要收录墓志，亦超过五千件。此外还有《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研院史语所1984年至1994年版;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新出土墓志以洛阳为多，故专收洛阳墓志的书更多。有《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洛阳新获墓志新编》等。又《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亦收洛阳墓志颇多。此外，散篇墓志还不断出土与发布，如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偃师杏园唐墓》即收墓志四十余方，其中不乏价值颇高者。 二 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是个案研究，通过扎实深入的个案研究，然后进行综合系统的概括，以探索其演进的流程，是研究的宗旨。在个案研究方面，作家、作品的研究是最为重要的，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一些散佚作品的发现，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载体。 其一，